春秋两百多年里，最强的诸侯国是晋国。
晋国的核心在汾河谷地，东西两侧是山，南面是黄河，《左传》里晋人自己用表里山河来形容这个地形，意思是有山有河可以依恃，打不赢也退得回来。这个条件让晋国可以长期承受失败而不致崩溃，也让它的对手很难一次打垮它。
这不是印象。城濮之战以后的近百年是晋楚争霸的百年，上一讲说过，中原的秩序在这段时间里由两个大国轮流施压，中间的国家两面下注。但把这百年拆开看，主持会盟、裁断争端的时间最长的是晋国，楚国真正压住局面是邲之战以后的一段。
结局却是所有大国里最彻底的一个。齐国被田氏取代，国号还在，人还在那片土地上。鲁国、卫国、宋国被兼并，但都是被别人灭的。只有晋国不是被外敌击败，也不是被一家取代，而是被自己的几个卿族分割成三块，从地图上消失。公元前四五三年，最后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晋国的实土从此归三家所有，晋君还在位，但已经无事可做。
问题因此不是晋国为什么衰落，而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它衰落的过程，与它强盛的过程，用的是不是同一套机制。
本讲的答案是，正是同一套。晋国之所以能压住所有对手，是因为它比任何国家都更彻底地把权力交给了有能力的人；而它之所以会被拆掉，也正是因为它比任何国家都更彻底地把权力交给了有能力的人。中间没有转折点，只有同一件事的两个阶段。
晋国的特殊，从一次内战开始。
公元前七四五年，晋昭侯把叔父封在曲沃。曲沃这座城比国都还大，受封的人后来被称为曲沃桓叔。按周的宗法，桓叔一支是小宗，国都那一支是大宗，小宗永远只能辅佐大宗。
接下来发生的事把这条规矩废掉了。曲沃一系与国都一系打了六十七年，历经三代。曲沃武公灭掉最后一位晋侯，把抢来的宝器献给周王室，周王室在公元前六七八年承认他为晋侯。
这件事有两层意义。
第一层是对周王室的。前面几讲已经讲过天子的名分与实力如何分离，这里是又一次演示，而且更露骨。周王室并没有维护宗法，它把承认卖掉了。
第二层是对晋国自己的，也更要命。晋国的君位，是靠小宗武力夺取大宗得来的。此后每一代晋君都知道，公族里的任何一支都可能重复这条路。他们的应对办法，决定了此后三百年。
应对办法是把公族清除掉。
曲沃代翼之后不到十年，晋献公采纳臣下的谋划，用离间和武力，把桓叔庄伯的后代基本杀尽。这不是一次政变中的连坐，而是一项有意识的国策，目的是让晋国不再有第二个曲沃。
公元前六五六年，就是齐桓公南下召陵的那一年，晋国内部发生了骊姬之乱。太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和夷吾出奔。此后晋国立下不再蓄养群公子的规矩，君主的兄弟儿子除继承人以外一律不许留在国内。《左传》里有一句总结，说从此晋国没有公族。
要说清楚的是，这句话不能按字面理解到底。同一部书接着记，后来晋成公即位，把卿的嫡长子任命为公族大夫，并给他们田邑。也就是说，公族这个职位还在，但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换了，不再是国君的血亲，而是卿的儿子。名号被保留下来，内容被替换掉了，这种情况在制度史上极常见，也最容易骗过后人。
清除公族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晋文公之后，晋国没有再出现过一次公子作乱，而同一时期的鲁国、宋国、卫国、郑国，公族内斗几乎从未停过。晋国省下了这笔消耗。
代价要过很久才显出来。君主失去公族，意味着他与任何一个大臣之间，都不再有一群天然站在他这边的人。以后他和卿闹翻，能依靠的只有另一批卿。
腾出来的位置由谁来填。
晋文公给出了答案。他在城濮之战前重编军队，设三军，每军有将有佐。此后军的数目几经增减，最终稳定在三军六个位置，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六卿。将佐既是军职，也是执政官，排在最前的一位主持国政。
这套设计在当时是先进的。它把军事指挥、行政执行和政治排序合成一套序列，位置有限，次序明确，谁上谁下一目了然。晋国的动员效率因此高于对手。
进入这个序列的资格是功劳。文公流亡十九年，跟随的人回国后论功授职。此后进入卿列的家族有狐氏、赵氏、先氏、栾氏、郤氏、荀氏，来历各不相同，有异姓，也有与公室早已疏远的旁支。用人只看能力和功劳，不问血缘远近，这在当时的诸侯国里是罕见的。
问题出在下一步。
卿的位置是官职，本该随人进退。但担任卿的人要治军，要理政，就必须有自己的采邑供养兵员，有自己的家臣处理文书，有自己的武装执行命令。一代人做下来，这些东西全都留在了家族手里。等到下一次排卿位，一个已经拥有城邑、军队和官僚班子的家族，与一个白手起家的家族，竞争力完全不同。
还有一层。卿族的采邑要人管理，于是卿也有自己的家臣，家臣同样世代相承，也同样在自己的职位上积累力量。到春秋末年，家臣挟持卿族的事已经出现，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在鲁国，季氏的家臣一度掌握了鲁国的国政。这与卿族挟持国君是同一种关系再往下复制一层。本卷第一讲引过《论语·季氏》里那段话，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往下还有一句，讲的是陪臣执国命，也就是家臣掌握了国家命脉。孔子把它列为秩序崩坏的最后一级。晋国把君与卿这一级演到了尽头。
于是官职慢慢变成了席位。六个位置在十几个家族之间轮换，能进这个圈子的家族越来越少，进去之后出来也越来越难。到春秋后期，六卿基本固定在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韩氏、魏氏这几家。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对照。这些家族靠军功起家，靠采邑坐大，靠世袭固化——走的正是西周分封制的老路。晋国清除了旧公族，结果在一百年里长出了一批新的世袭贵族，只是这一次他们与国君没有血缘关系，因此也没有任何血缘上的义务。
从这一步往后，晋国的历史主要由君与卿的冲突构成。有四次值得单独说。
第一次是赵盾。文公去世不到十年，赵盾就以正卿身份长期执政，权势超过国君。公元前六〇七年，晋灵公与赵盾冲突，赵盾出走未及出境，他的族人赵穿把灵公杀了。史官董狐在史册上写的是赵盾弑其君。赵盾抗议，董狐的理由是他没有出境，回来又不讨伐凶手。这件事和孔子对它的评论都记在《左传》里。
这段记载通常被当作史官风骨的典范。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记录下来的事实：卿可以杀掉君，而杀君之后政局照旧，赵盾继续执政。
第二次是晋景公诛杀赵氏。公元前五八三年，晋景公诛杀赵同、赵括，赵氏几乎被灭族。后来在韩厥的进言下，晋景公立赵朔的儿子赵武，把赵氏的田邑还给了他。
这件事需要停一下，因为它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上面说的是《左传》的记载，起因是赵氏内部的纠纷与旁人的进谗。《史记》里另有一套说法，有一个叫屠岸贾的人追究赵盾当年的弑君之罪，赵氏被族诛，程婴和公孙杵臼两人用调包和牺牲保住了遗孤，多年后复仇。这个说法系年比《左传》早了十几年，起因不同，人物也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史记》自己另一篇的记载也对不上，那一篇的系年与《左传》一致，也没有屠岸贾这个人。也就是说，分歧不只在两部书之间，还在同一部书内部。元代的杂剧又在《史记》版本上加工，成了后来家喻户晓的赵氏孤儿。
两个版本不能同时为真。多数研究者认为《左传》的记载更接近事实，《史记》采用的可能是战国时赵国流传的家族叙事。这里想强调的不是哪个版本对，而是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什么。晋国的国君可以灭掉一个卿族，也可以再把它扶起来。君权不是没有力量，它的力量恰恰在于可以在卿族之间选边。
第三次是厉公诛三郤。公元前五七四年，郤氏一门有三人同时位列卿职，晋厉公把他们全部杀掉。这是国君对卿族最成功的一次打击。但转过年头，另外两位卿就把厉公杀了，另立新君，前后不到两个月。
杀卿的君主随即被卿所杀。此后晋国的国君再没有认真尝试过这种做法。
第四次是栾氏。公元前五五〇年，栾氏发动叛乱失败，被范氏为首的几家消灭。这一次从头到尾没有国君什么事。
四次摊牌的方向很清楚。第一次卿杀君而无事，第二次君还能在卿族之间做仲裁，第三次君主出手成功但立刻被反杀，第四次君主已经不再是参与者。
国君退场之后，剩下的是卿族之间的兼并，逻辑与列国兼并完全相同。
有两件事说明这些家族已经不只是贵族。
一件是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铸刑鼎，把成文的刑书铸在鼎上公布。在此之前，规则掌握在贵族手里，怎么判由他们说了算。把条文公开，等于承认治理需要一套人人可见的规则。郑国公布成文法比晋国早，晋国这一次的分量在于刑鼎出自卿族之手。孔子对此有过批评，理由是贵贱的秩序会因此乱掉，这条批评和上面董狐那一条一样出自《左传》。他的判断在事实层面是对的。
另一件是公元前四九三年赵鞅在一场大战前的誓词，见于《左传》。这时晋国内部的兼并战争已经打了四年，那场战争下面就要说到。他许诺立功者按等级授予封赏，其中大夫一级得到的是县或郡。这句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卿族的领地已经不是一片浑然的采邑，而是分出了带名目的行政单位，与他们自己那种世袭采邑的出身正好相反。第二，在当时的晋国，县的地位高于郡，与后来郡管辖县的关系恰好颠倒，这提醒我们制度名称的稳定往往掩盖着内容的翻转。
兼并的过程可以数出来。公元前四九七年起，范氏与中行氏同赵氏开战，打了几年，两家失败逃往齐国，六卿变成四家。剩下的智、赵、韩、魏之中，智氏最强。
智伯率韩魏两家围攻赵氏的晋阳，围了一年多，引水灌城。到公元前四五三年，城将破时，赵氏派人游说韩魏，指出赵亡之后下一个就是他们。韩魏倒戈，反过来决水淹了智伯的军队，智氏被灭族。赵襄子把智伯的头做成饮器，这个细节见于《战国策》和《史记》。
晋国的实土从此归三家所有。国君还在，再过二十来年，他名下只剩两座城，但那和有没有已经没有区别。
同样是春秋大国，为什么被拆掉的是晋国。
对照楚国最清楚。上一讲提到过楚国的令尹这个职位，这里要补充的是它由谁来担任。令尹长期出自若敖氏一类的公族，楚国也发生过令尹家族的叛乱，结果是被镇压下去，那一族被灭。原因是楚王本人拥有直属的军队和大片王室直辖的领地，公族坐大时，他有独立的力量可以动手。晋君没有这个东西。清除公族的同时，晋君也失去了以公族名义控制的资源，他的直辖地反而在历次赏赐中不断缩小。
齐国是另一种情况。田氏取代姜氏用了很久，靠的主要不是军功而是收买人心，最后的结果是换了一个国君家族，国家本身没有分裂。晋国的六卿势均力敌，谁也吃不掉所有人，所以结局不是取代而是分割。
所以答案不在于晋君是否昏庸，也不在于哪个卿特别有野心。晋国在春秋初年做过一个选择，用能力标准替换血缘标准来分配权力。这个选择让它领先了一百多年，也让它交出了自己的全部资源。选择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它同时取消了任何可以收回这些资源的手段。
后来的历史反复回到这个问题上。战国的变法，秦汉的郡县与官僚制，最要紧的一条就是让官职不再随人变成家产。那套办法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从晋国这样的失败里得到的。
第一，赵氏孤儿的真伪。如前所述，《左传》与《史记》两个版本在系年、起因和人物上都不相同，不可能同时成立。多数意见倾向《左传》，理由是它成书更早、叙述与晋国政局的其他环节相互衔接。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史记》所据的材料未必全是虚构，其中可能保存了赵氏一方的说法。今天能确定的只有赵氏一度遭到重创、后来复起这个骨架。
第二，晋阳之战的年代。本讲用的是公元前四五三年，这是通行的系年。但《史记》各篇之间以及它与《竹书纪年》一类材料之间，对这一段的年数记载互有出入，也有把这一段的年数排得略早的意见。这类分歧在春秋末到战国初的年代学里相当普遍，原因是各国纪年方式不同且传抄有误。
第三，晋无公族这句话的分量。本讲采取的是它有实际内容但不能绝对化的读法。学界对晋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排除了公室成员参政，仍有不同估计，因为公族大夫、公室子弟出任官职的记载零星可见，难以据此判断整体格局。
第四，六卿的构成与轮替。传世文献对某些年份谁在卿位、次序如何，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后人整理出的世系表有推定的成分。本讲只用了几个关键节点，没有依赖完整的名单。
第五，晋国的县与郡究竟是什么。誓词里县在郡上，这一点材料清楚。但当时的县和郡各自管辖多大、由谁任命、与国君的关系如何，材料太少，无法复原。这也牵涉到上一讲提到的争论，即春秋的县与战国以后的郡县是否属于同一制度。
第六，三家分晋应当算春秋还是战国。历来分期方案不止一种，有以公元前四五三年三家灭智为界的，有以公元前四〇三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为界的，也有采用其他年份的。这不只是划线问题，它背后是对时代性质的判断，即断裂发生在实力格局改变的那一刻，还是发生在名义被追认的那一刻。下一卷开头会专门处理这个问题。
回到最初的问题。最强的国家怎样被自己的功臣拆掉。
现在可以看出，功臣这个说法本身就带着一个误导。它把事情说成一群人辜负了国家，而实际发生的是一套制度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到了尽头。
晋国需要能干的人，就得给他们位置。给了位置就得给资源，否则他们干不成事。资源一旦交出去，就会在家族里沉淀下来。沉淀几代之后，这些家族就不再需要国君给的位置了，因为位置早已长在他们身上。整个过程里没有一步是不合理的，每一步都是当时最合理的选择。
这类结构在后世不断重演，只是名字换了。汉的外戚与豪族，唐的藩镇，明的内阁与宦官，清的督抚。每一次都是为了解决一个真实的问题而设立，每一次都在解决问题的同时积累出新的力量，每一次这种力量都要靠下一次危机来清算。
真正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一个统治者要把权力交给能办事的人，又要保证随时能收回来。这两件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同时做到，两千年里没有出现过稳定的答案。晋国是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演示完整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