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五四六年，宋国大夫向戌奔走于晋楚之间，促成了一次和会。晋楚两国和另外十来个国家的代表在宋国会盟，约定停战。这件事史称弭兵，意思是把兵器收起来。
促成这件事的为什么是宋国，值得说一句。宋国是商朝王室后裔所建，在周的诸侯里身份特殊；它地处中原腹地，正在晋楚南北对进的通道上，两大国一交锋，它就要被卷进去，多次被围。也就是说，宋国既有足够的资格出面，又有最强的动机促成停战。做中间人这件事，往往轮不到最有力量的人，而落在最受不了现状的人身上。
会上还有一个细节。晋楚两国为谁先歃血争执不下，最后是晋国让了这一步，由楚国先歃，但传下来的记载里，晋国仍旧写在楚国前面。这类次序之争在今天看来近乎无聊，但在当时，歃血的先后就是名位的高下，是这套体系用来表达排序的语言。争到最后各让一步，本身也说明双方都不想因为一个仪式再打起来。
按当时的标准，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外交。此后晋楚之间没有再打过大仗，中原地区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基本停止。以结果论，它比此前任何一次会盟都管用。
但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和平的成就来讲，就会看不见真正发生的事。这一讲要问的是三个问题。停战为什么在这一年才谈得成。停下来之后，成本由谁承担。以及，一个已经不打仗的国际体系，为什么反而在此后几十年里彻底垮掉。
和平谈成，通常不是因为有人想通了，而是因为双方都打不动了。
这一点有一个现成的对照。弭兵不是第一次。三十多年前，也是宋国的一位大夫促成过一次晋楚停战，双方也确实盟誓了。但只过了四年，晋楚就在鄢陵打了一场大战，前一次约定作废。两次弭兵，形式几乎一样，中间人的身份也一样，结果一次失败一次成功。差别不在外交技巧，在于第二次的时候，两边确实都打不动了。
晋国这一边，上一讲已经讲清楚。到弭兵前后，晋国的实权分散在几个卿族手里，六卿之间的兼并已经开始酝酿。这样一个国家在对外事务上仍有威名，但它做任何决定都要先在内部完成一次分赃。执政的卿并不特别在意国君的威望，他们在意的是自家的封邑和排位。对这样的执政者来说，一场旷日持久的南方战争没有任何好处。
楚国那一边，压力来自一个新的方向。此前几十年，楚国的东面，长江下游一带，一个叫吴的政权壮大起来，开始持续骚扰楚国的侧后。楚国从此必须两线应付，无力再把主力长期投在中原。
于是弭兵之所以能谈成，条件是两个霸主同时失去了继续争霸的能力。向戌的功劳是找准了这个时点，并且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
这里可以下一个不太好听的判断。春秋的霸主体系，从来不是靠会盟维持的，会盟只是把实力对比写下来。当实力对比是一强压众时，会盟就是秩序；当实力对比是两强相持时，会盟就是停战；当两强都空了，会盟就什么也不是。弭兵是第二种，而它离第三种只有几十年。
停战条款里最关键的一条，是中小国家此后要同时向晋楚两国朝贡。
这一条通常被一笔带过，其实它是整个协议的核心。此前的体系里，一个中等国家依附一个霸主，向它纳贡，换取它的保护。现在它要向两个霸主纳贡，负担加倍，而保护并没有加倍——因为两个霸主已经约好互不动手，它们本来就不会为了这个小国去打对方。
也就是说，弭兵之会是两个打不动的大国，把战争成本转成了小国的经常性开支。晋楚停战，中小国家买单。
要理解这个负担有多重，可以看看弭兵之前郑国的处境。郑国夹在晋楚之间，晋军来了就归附晋，楚军来了就归附楚，一年之内改换阵营是常事。《左传》里记下郑国执政者的一句自述，大意是他们只能把祭品和财礼都备好，放在两条边境上等着，谁来了就送给谁。这不是软弱，是小国在两强之间唯一可行的活法。弭兵之后，这种被动的两面应付被写成了固定的制度，从临时的求生办法变成了长期的义务。
这件事在当时就有人说破。《左传》记下郑国的子产在一次会盟上力争减轻贡赋，理由是郑国爵位不高，却被要求按公侯的标准出贡，负担不起。他争了很久，最后争到了一些减免。这段记载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他能争的只有额度，不能争这件事本身该不该有。
从这个角度看，弭兵不是霸主政治的修复，而是它的变质。讲齐桓公那一讲说过，霸主顶替的是天子的功能，定规则、断争端、罚违约、御外敌。小国向霸主交的贡赋，可以看作这些服务的对价。到了弭兵之后，服务这一头没有了，收费这一头留下来并且翻倍。一个只收费不办事的体系，剩下的只有形式。
形式还能维持很久。会盟照常举行，礼仪照常执行，文书照常往来。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已经不解决任何问题。
真正终结这套体系的力量，不在这套体系里面。
吴国在长江下游，早期与中原来往很少。《左传》记载，楚国有一位大夫出奔到晋国，此后与国内政敌结下死仇，他向晋国请求出使吴国，晋君答应了，他到吴国之后教吴人使用战车和中原的战法，目的就是让吴国从背后牵制楚国。这件事发生在弭兵之前几十年，是一次典型的以夷制夷的操作，而它的后果远超设计者的预想。
吴国学会了中原的军事技术，却没有接受中原的政治规则。早期的吴国与中原诸侯见过面，也一起开过会，但它不承担朝贡义务，不认任何人是自己的霸主，更不讲那套关于什么时候可以打、打到什么程度为止的默契。它与中原打交道，是作为一个外部的合作者，不是作为体系里的一员。
公元前五〇六年，吴军大举伐楚，五战五胜，攻入楚国的都城郢。这是春秋两百多年里从未有过的事。春秋以来不是没有大国的都城被兵临城下，但一座头等大国的国都被整个占领，郢是第一次。楚昭王出逃，楚国靠着大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军南下，加上吴国内部生变，才得以复国。
这件事的冲击不只是军事上的。此前大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残酷，但有边界：战败国割地、纳贡、更换执政、承认对方的领导权，很少走到灭国那一步，更没有攻破大国国都的先例。吴国把这个上限打掉了。
吴国的扩张不只是几次军事冒险。攻入郢都之后二十年，它转向北方，为了让水军和辎重能从长江进入淮河流域，在江淮之间开凿了一条运河。这是中国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大型人工水道之一。一个被中原视为边缘的政权，动用了中原国家很少用在对外扩张上的工程能力，来支撑自己的北上。所谓边缘，是政治上的说法，不是能力上的。
从此以后，参战各方都必须假设对手可能不留余地。这个假设一旦成立，此前那套建立在克制之上的默契就没有意义了。战国的战争形态，逻辑起点在这里。
吴国的结局来得比它的崛起还快。
公元前四九六年，吴国伐越失利，吴王阖闾负伤而死。两年后，他的儿子夫差在夫椒大败越国，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向吴国求和称臣。此后勾践积蓄力量，吴国则把主力用于北上争霸。
公元前四八二年，夫差率大军北上，在中原的黄池与晋国会盟，争夺盟主的名位。到夫差手上，吴国要的已经不是留在这套体系外面，而是坐到它的最高位置上。就在他离国的时候，越国袭击了吴国本土。此后两国又打了将近十年，越国终于灭掉吴国，夫差自杀。这一年是公元前四七三年，距离吴军攻入郢都不过三十三年。
关于勾践，有一个流传极广的说法需要处理。
卧薪尝胆这四个字，今天几乎是勾践的代名词。但它不是同时代的记载。《左传》与《国语》记勾践的隐忍与复国，都没有这个说法。尝胆这一半出现在《史记》里，写的是他把苦胆放在座位边上，坐卧都看着它，吃饭时也要尝一尝。卧薪这一半要晚得多才出现，而且最初被用来形容的还不是勾践。两半合成一个成语并固定到勾践身上，是后来很长时间里层层累积的结果。
这不是要否定勾践的隐忍。《史记》成书虽晚，但勾践隐忍图强这件事本身有更早的材料支持。要区分的是史实与叙述：一个人做过什么，与后人用什么形象记住他，是两件事。而后一件事往往比前一件事传播得远。
同样需要区分的还有西施。她与吴越之争的关联，先秦的记载里找不到，是后世逐步添加上去的。勾践的谋臣范蠡在灭吴之后离开越国，这一节见于较早的材料；至于西施与他同行这一节，属于更晚的传说。
回到最初的问题。这套体系是怎么结束的。
它不是被推翻的，而是同时从两个方向失效。
一个方向是内部空转。霸主体系的运转前提是，有一个大国既有能力提供秩序，又有意愿承担成本，小国的贡赋是对价。弭兵之后，这三样里只剩下收贡赋。而且晋国这个主要提供者本身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行动者，它的对外承诺要看六卿中谁在执政。一个承诺随时可能作废的担保人，等于没有担保人。
另一个方向是外部否证。吴国和越国用几十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不进入这套体系，不遵守它的规则，不但不吃亏，反而赢得更快更彻底。吴国攻破了郢都，越国灭掉了吴国，这两件事在旧规则下都不该发生。规则一旦被证明可以不遵守而获利，它就不再是规则，只是一种自愿的自我约束。
两个方向合起来，结论就出来了：留在体系里的收益越来越少，退出体系的代价越来越低。到这一步，没有人需要专门去摧毁它。
值得注意的是吴越自己的做法。吴国的君主自称是周王室先祖之兄的后代，越国的君主自称是大禹的后代。
吴国这一条在春秋当时就已经在用。黄池之会上吴人与晋人争先歃血，双方讲的都是姬姓里的名分，吴人说论周王室的辈分自己更长，晋人说论姬姓自己是伯长。吴国能这样说，前提是它的姬姓身份已经被对方接受为可以讨论的东西。越国那一条则要到后来的史书里才见到。两条的真伪都无法用当时的材料证实。
本卷讲楚国北上那一讲说过，补写谱系是被接纳过程的最后一步。吴越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它们还没走完，就已经先后灭亡了。
第一，弭兵之会的实效有多大。一种意见认为它换来了中原数十年的和平，另一种意见认为晋楚本已无力再战，会盟只是把既成事实写下来，没有独立作用。可以确定的是会后晋楚之间未再爆发大战，但同一时期吴楚之间的战争极其激烈，所以和平这个词只在中原这个范围内成立。
第二，卧薪尝胆的层次。如前所述，尝胆见于《史记》，卧薪出现得更晚，两者合并并固定到勾践身上经历了很长时间。学界对每一层出现的具体时间仍有考辨，但先秦文献没有卧薪尝胆这个说法，这一点没有争议。
第三，吴越的族属与谱系。吴自称出自周人先祖之兄，这条说法在春秋当时的外交场合就已经在用；越自称出自大禹之后，则要到后来的史书里才见到。两条的真伪都缺乏当时的证据。考古材料显示吴越地区有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中原既有联系也有差异。这与讲楚国谱系时的情况相同，谱系是结果不是原因，不能用它来证明族属。
第四，孙武其人。攻入郢都这场战争，后世的叙述常把孙武放在核心位置，《史记》为他立了传。但记载这场战争最详细的先秦史书里，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孙武，指挥者写的是另外几个人。因此孙武是否实有其人、《孙子兵法》是否出自他手，历来有争论。近几十年出土的兵书竹简为这场争论提供了新材料，但没有终结它。
第五，黄池之会谁做了盟主。《左传》与《国语》的记载直接冲突，一部说晋国先歃血，一部说吴国先歃血。这是研究春秋末年国际关系时常被引用的一个例子，说明即便是时代相近的记载，也会因立场不同而给出相反的结果。本讲因此只说争夺盟主的名位，不说结果。
第六，春秋的下限该划在哪一年。《春秋》这部书的记事收在孔子的晚年，《左传》记到更晚，而《史记》的年表另起于其他年份。上一讲提到三家分晋作为分期线的争论，这里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不同的下限反映的是对时代性质的不同判断，不是单纯的技术分歧。
第七，西施与范蠡的传说。范蠡在灭吴后离开越国，有较早的材料记载。西施与吴越之争的关联在先秦文献中找不到，属于后世累积。至于两人同行泛舟，出现得更晚。这类故事的形成过程本身是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但不能当作史实使用。
回到卷一开头。这一卷从周王室失去实力讲起，讲天子的名分如何空掉，霸主如何借用这个空名分提供秩序，一个被叫作蛮夷的国家如何一步步被写进华夏，最强的国家又如何被自己的功臣拆散。
到弭兵与吴越，这条线走到了尽头。
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没有发生什么。旧秩序垮掉之后，没有任何人接管它。吴国崛起又覆灭，越国灭吴之后北上，一度也被称为霸主，但很快退回东南。晋国分成三块，齐国换了君主家族。此后一百多年里，会盟还照样举行，但没有人再靠它去主持秩序，因为所有人都看明白了那是个亏本买卖。
真正被抛弃的不是某一个霸主，而是霸主这个位置本身。列国不再争夺谁来主持秩序，转而争夺谁能吞并谁。这个转变没有宣布的时刻，但它一旦完成，战争的目标就从服从变成了消灭。
下一卷要处理的就是这个转变。第一件事是三家分晋，以及周天子在公元前四〇三年正式承认三个卿族为诸侯。那一天周王室做的事，和它当年承认曲沃武公做的事是同一件。区别在于，这一次它连剩下的名分也一起卖掉了，而买家已经不打算再回来买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