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有一种标准答案：秦国变法最彻底，制度最有效，所以它赢了。
这个答案不算错，但它有一个毛病。我们是在知道结局之后回头看的，于是很容易把所有导致这个结局的因素都挑出来，把不导致这个结局的因素略过去，最后得到一条笔直的道路。历史当事人看到的从来不是这样。
上一讲说过，六国合纵有过几次真正的成功，一度把秦国压回关中。如果只看那几年，你会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秦国也吃过败仗，也丢过土地，也有过内乱和王位危机。它不是从头顺到尾的。
所以这一讲要做两件事。先把秦国确实具备的条件说清楚，这一部分相当扎实。然后把不那么扎实的部分也说清楚，包括那些本来可能改变结局的地方。最后再看，这两部分合起来能得出什么样的答案。
公元前二六〇年，秦赵两国在长平决战。
这场战役的背景是上党。秦国攻打韩国，切断了韩国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上党的守臣不愿降秦，把整个郡献给了赵国。赵国接受了。这个决定后来被反复讨论：接受意味着立刻与秦国全面开战，不接受则等于把一片战略要地送给对手。
先要说清这场对峙的规模，否则后面的事说不通。双方投入的兵力都是当时的极限，加起来是几十万人级别，在一片不大的山地里相持了数月。这个量级的军队每天要吃掉的粮食，需要一条不间断的运输线来支撑，而运粮的人自己也要吃。距离越远，路上消耗掉的比例越高，到一定距离之后，运一石粮到前线要耗掉好几石。前面讲郡县制那一讲说过，同一套户籍和上计有两面：一面让国家知道自己有多少户、每户几口、多少地，一面用来考核那些替它管事的官员。长平这样的战争，就是这套账最终要支撑的东西。
双方在长平对峙很久。赵国先用的是老将，采取坚守不战的办法。这个打法是对的——秦国远道而来，补给线长，拖下去对赵国有利。但拖也有代价，赵国的国力支撑不了这个量级的长期对峙，国内压力越来越大。
后来赵国换了将领，改守为攻。新将领出兵求战，被秦军切断后路、分割包围。赵军断粮多日，突围不成，主将战死，余部投降。
投降之后发生的事，是这场战役被记住的主要原因。秦军把降卒大部分处死，只放回了少数年幼的。关于被杀的人数，传世记载给出的数字极大，但战国时期的战争伤亡数字普遍存在夸大，这个具体数字学界并不采信为实数。可以确定的是规模巨大，且是对已经投降、已经解除武装的人下手。
为什么要这么做，传世记载给过一条理由。它借秦军主将之口写下一段计议，大意是这批降卒反复无常，不全部杀掉，恐怕生变。要说明这条理由的性质。它出自正史的列传，属于史家转述的将领计议，不是当日的军令文书，所以它记的是后人认为那位秦将当时的盘算，不等于实际动机，仍有讨论余地。
除这条之外，还可以想到另外两种可能。一是粮食，秦军自己的补给已经紧张，养不起数量巨大的俘虏。二是威慑，让其余各国知道抵抗的代价。
记载给的那一条最值得停一下，不过下面这层解释是本讲的读法，记载本身没有说到这一步。降卒之所以可能生变，一个原因是放回去他们就会被重新编入赵军——战国的兵源就是编户，也就是登记在国家册子上的每一户平民，还人等于还兵。也就是说，在这套体系里，敌国的丁壮首先被算成对方的兵源，而不是人。这个算法解释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是想得出来的；但它仍然是有人做出的决定，不是制度自己做的。
这件事需要如实交代，也需要说清楚它意味着什么。上一卷讲吴国攻入郢都时说过，此前大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残酷，但有边界，战败国割地、纳贡、更换执政，很少走到灭国那一步，而吴国打掉了这个上限。长平是这个过程的终点：连已经放下武器的人，也不再有活下来的默认预期。
长平之后，赵国失去了独立抗衡秦国的能力。东方六国中唯一还能单独、持续地与秦国正面较量的国家垮掉了。
但要注意，长平没有直接导致统一。
从长平到秦灭六国，中间还有近四十年。这四十年里发生了不少事：秦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久攻不下，最后大败，是魏楚两国出兵救援的结果；秦国经历过王位的快速更替和权臣当政；六国也还组织过合纵。如果长平之后一切都已注定，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也不必发生。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长平消除了六国获胜的可能，但没有保证秦国一定能赢。这两件事不一样。前者说的是六国不可能翻盘，后者说的是秦国仍然可能自己出问题。
秦国确实差点出过问题。它在这四十年里经历了几次君位更替，其中有一位在位仅数日，还有一次由年幼的君主即位、大权落在权臣手里，后来才被清算。这类时刻是一个集权国家最脆弱的地方——前面讲郡县制那一讲说过，一套把中间层全部拆除的制度，一旦顶端出问题，结构上就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承担后果。秦国每一次都挺过来了，这里面有制度的因素，也有运气的成分。
同样要说的是，六国在这四十年里并非只能等死。它们仍然拥有加起来远超秦国的人口和土地，仍然组织过联合行动，也仍然有过胜绩。它们输掉的不是资源，是协调。
现在说那些扎实的部分。秦国的优势可以分成四类，它们的性质不同。
第一类是地理。关中盆地四面有山河阻隔，只有几个通道可以进出。这意味着秦国可以在东方混战时安心积累，需要出击时才打开门。前面讲三家分晋那一讲说过，晋国原本是堵住这个门的那堵墙，它裂成三块之后，墙没有了。那一讲同时留了一条反对意见：分晋之后魏国独力夺取黄河西岸，西线一度反而守得更紧，通道真正打开要晚得多。此外秦国后来又取得了成都平原，那是一片可以稳定产粮的土地，为长期战争提供了后方。
第二类是制度。前面讲变法那一讲说过，商鞅变法比前面两次更彻底，而且没有像吴起那次一样被推翻。军功爵制让作战有明确回报，编户和上计让国家能够掌握自己的人力物力。这套东西在动员效率上确实领先。
第三类是连续性。秦国在关键的一百多年里，君主更替虽有波折，但对外扩张的方向基本没有反复。相比之下东方各国经常因为换了君主就换了国策。这一条常被归功于制度，其实也有运气——只要有一位在位很久又昏聩的君主，情况就会不同。
第四类是位置带来的外交优势。上一讲讲过那个不对称：拆散联盟比维持联盟便宜。秦国处在这个不对称的有利一侧，不是因为它更狡猾，而是因为它是唯一的那个共同威胁。
这四类里，第四类完全是结构性的；第一类里的关中地形也是现成的，成都平原却是打下来的，所以这一类一半是位置给的、一半是自己挣的。第二类是它做的；第三类介于两者之间——也正因为它有相当一部分靠运气，下面给答案时不把它算进去。
现在说另一半。
第一，秦国的对手并非一直弱。赵国在长平之前是军事强国，还进行过一次针对骑兵的军事改革，战斗力很强。楚国疆域最大、人口最多，如果内部整合能够完成，实力不在秦国之下。但它始终没有完成。上一卷讲晋国六卿那一讲说过，楚国的令尹长期出自公族；讲变法那一讲又说过，到战国前期楚国的封君越来越多、领地代代相传，国君能直接支配的部分被不断挤压。吴起想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而他一死，变法就被推翻了。齐国长期富庶，一度强到几乎灭掉燕国，后来被五国联军打残，从此不再参与对秦作战。这几件事中的任何一件不同，格局都会不同。
第二，几次关键的战役结果并非注定。长平之战本身就有变数，赵国换将、断粮、突围失败，每一步都可以设想另一种结果。长平之后秦军在邯郸城下的那场败仗，也说明秦军并非不可战胜；即使在对手最虚弱的时刻，秦国也并非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第三，人的因素确实起过作用。秦国在这段时间里用过几位极有能力的将领和执政者，六国也有过几位。这些人的能力、他们与君主的关系、他们何时死去，都不是制度能够保证的。
第四，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疾疫、灾荒、河道变迁这些因素在记载中很少出现，但它们对农业社会的军事动员影响极大。我们对这一层几乎一无所知。
把这几条摆出来，不是要否定上一节的那些条件，而是要说明它们的性质。那些条件让秦国成为最可能获胜的一方，但没有让它成为必然获胜的一方。
那么统一为什么落到秦头上。
可以这样回答：因为秦国同时占据了三样东西，而它的对手每一个都只占据其中一部分。
第一样是安全的后方。所谓后方，指的是一块不必直接面对其他大国、又能稳定产粮的腹地。合乎这个标准的主要是秦国和齐国。齐国的地理条件一直没变，失去的是国力——它被五国联军打残之后，就再没有把这个后方变成实力的能力了。
第二样是彻底的动员制度。这一点只有秦国做到了完整而持久，其他各国要么变法不彻底，要么变法被推翻。
第三样是有利的结构位置。作为唯一的共同威胁，它面对的是一群互相提防的对手；而任何一个东方国家想要统一天下，都会立刻变成新的共同威胁，被其余各国联合对付。
第三样最少被提到，却可能最重要。它说明一件事：在那个格局里，能够统一天下的国家，必须是一个处在边缘、又强大到无人能忽视的国家。如果强大的是位于中央的魏国或者韩国，它每往外走一步都会遭到四面反弹。秦国的位置让它可以从一个方向持续推进，每一步只面对一到两个直接对手。
所以答案不是秦国做对了什么别人没做对的事。变法各国都在做，动员各国都在学，外交手段各国都在用。真正的差别在于，秦国做这些事的时候，站在一个别人无法复制的位置上。
从长平到六国灭尽，前后近四十年；而真正的收官只用了十年。
这个节奏本身值得注意。前三十年秦国在消耗对手、稳定内部、消化新得的土地；最后十年才是连续的灭国战争，一个接一个，中间几乎没有停顿。
六国灭亡的次序不是随机的。大体上是先近后远，先解决那些挡在通道上的，再解决远方的。最后灭掉的是位置最东、也是最久没有参与对秦作战的那一个——它长期作壁上观，等到只剩自己时，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联合了。
这个结局把上一讲那个判断推到了它的终点。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时刻做的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能不出兵就不出兵，能让别人先顶上就让别人先顶。这些选择合起来的结果，是所有人依次被单独消灭。
第一，长平的伤亡数字。传世记载给出的数字极大，但战国战争的伤亡记载普遍夸大，这个数字学界不采信为实数。考古发掘印证了大规模集中埋葬的存在，但无法给出总数。所以可以确定的是两件事：屠杀降卒这个性质来自传世记载，大规模集中埋葬这个事实来自出土材料。至于总数，两边都给不出。
第二，赵国换将的原因。传世记载把它归因于秦国的离间，说秦国散布消息使赵王撤换老将。上一讲说过这类叙事的可靠性问题：离间的记载多为叙事性文本。另一种解释是赵国的国力确实撑不住长期对峙，换将求速战是不得不做的选择。两种解释可以并存，前者是导火索，后者是根本压力，但各占多大比重无法确定。
第三，赵国接受上党是否失策。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贪利招祸，另一种认为上党是屏障，让给秦国后果更严重。这个分歧无法用材料解决，因为它要求评估一个没有发生的选项。
第四，秦国是否有统一的长期规划。上一讲存疑里已经提到过这个争论。有意见认为吞并的次序体现了明确的方针，也有意见认为那是从结果中总结出来的。
第五，前面说秦国的优势可以分成四类，那四类孰轻孰重。本讲不是不排序：它把结构位置放在最重的位置，又因为连续性含较大运气成分而没有把它算进答案。这两个处理都是本讲的判断，可以商榷。真正没有裁定的是另一件事——地理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偶然论这三种取向孰是孰非，三者长期并存，各有材料支持，本讲不选边。
第六，统一的必然性。这是全讲最大的争论。一种立场认为分裂状态不可持续，统一迟早会发生，只是由谁完成的问题；另一种立场认为长期分裂同样是稳定状态，欧洲即是例证，中国走向统一有其特定原因而非必然。这个争论涉及历史解释的根本方法，无法在材料层面解决。
第七，六国灭亡的次序与过程。各国灭亡的具体年份记载清楚，但某些战役的规模、某些投降的内情，各书记载不一。本讲不逐一叙述，原因在此。
回到最初的问题，也回到这一卷的开头。
这一卷从三家分晋讲起，讲到变法怎样拆掉中间层，郡县制怎样把责任和后果都汇到顶端，诸子怎样各自回答自己认定的问题，外交怎样在没有信用的环境里运作。现在这场竞争结束了。
秦国赢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它赢的方式。
它赢，靠的是一套把全部人口按耕战两项来计量的制度，一支以斩首计功的军队，一种不受承诺约束的外交，以及一个可以从边缘持续向内推进的位置。这套东西在竞争中极为有效。
问题在于，竞争结束之后，这套东西还在。
军功爵制需要战争来提供晋升机会，可是天下已经没有敌人了。以斩首计功的军队需要新的战场，于是被派往更远的南方和北方。整套动员机器不能停下来，因为它没有别的档位，于是转而用于修筑、开边和迁徙。一个为兼并设计的国家，在没有可兼并对象之后，会把同样的力量用在自己的人民身上。
这就是下一卷要处理的问题。一个用最有效的战争机器建立起来的王朝，为什么在十五年里就垮掉了。答案的一部分，就在它取胜的方式里。
上一讲结尾说过，那些精巧的外交和著名的说辞，最终都要由战场上的结果来清算。现在可以补上一句：战场上的结果，也要由战后的治理来清算。而秦国在这一项上，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依靠，因为它此前从未面对过一个不需要再打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