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卷结尾说过，新王朝拿到的是一台已经造好的机器，加上一个开国时就存在的矛盾。
机器是秦制：郡县、户籍、上计、文书、律令。这套东西被几乎原样接收下来，连律条都大量沿用。
矛盾是分封。战争期间为了争取支持，先后封出去几个诸侯王，多数是独当一面的将领，也有原本就割据一方、转而归附的势力。这些封国不是名义上的，它们有自己的疆土、自己的官吏、自己的赋税、自己的军队，规模相当于国中之国。
于是新王朝一开国就是两套制度并存：靠近京城的地区设郡县，由中央派官治理；东方和南方的大片土地是封国，由诸侯王自理。
通常的说法是，这是对秦朝孤立无援的纠正，是吸取教训。卷二讲郡县制那一讲说过，汉初确实有人这样读秦亡：没有分封宗室作屏障，中枢一出事就无人可恃。
但这个说法把事情说得太从容了。真实的情况更被动：那些王是战争期间不得不封的，封的时候是为了让他们出兵，不是为了让他们做屏障。理由是事后补的。
所以这五十年试验，与其说是一次有设计的制度实验，不如说是一次不得不做的收拾。
开国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异姓的王一个一个换掉。
过程不必细说，结果是：那几位在战争中立下大功、拥有自己军队的将领，在开国后的几年里陆续被以各种理由削夺、诛杀或逼反后消灭。取代他们的是皇帝的子弟。异姓的封国里只有南方一个小国躲过了这一轮，前后传了五代，到文帝末年因为无后而除国。
这一步常被讲成猜忌功臣的故事。它确实有这一面，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背后的判断。
卷一讲晋国六卿那一讲说过一个两难：统治者要把权力交给能办事的人，又要保证随时能收回来。战争期间必须交出去，因为不交就没有人替你打；战争结束后必须收回来，因为不收就有人可以不听你的。异姓王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忠诚，而在于他们的位置本身不依赖皇帝——他们的军队是自己带出来的，封国是打下来的，即使他们本人无意反叛，这个结构也会让每一任皇帝睡不着。
换成同姓之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当时的人认为解决了，理由是血缘。事实证明这个理由靠不住，而这正是这五十年要试出来的东西。
换人之后是一段长时间的收敛。
这段时期的做法通常被概括为无为，具体内容是：不主动对外用兵，不兴大工程，减轻赋税与徭役，简化刑罚。要说明的是，不主动对外用兵指的是不越境去打，对内并非没有动作——本讲第五节要讲的削藩与随之而来的叛乱，就发生在这段时期之内。
这几件事看起来是消极的，其实每一件都在处理同一个问题：卷二讲长平那一讲说过，那套为兼并设计的动员机器停不下来，因为它没有别的档位。新王朝做的事，就是把这台机器的转速降下来，但不拆掉它。
机器还在。户籍还在登记，上计还在报送，郡县还在运转，律令还在执行。只是日常征发的规模小了，大工程停了，边境上不越境出击。等到诸侯问题爆发，这台机器几个月之内就完成了一次大规模征发，把叛乱平了下去——它一直是能用的，只是平时不用到那个档位。
这个选择极为关键。它意味着新王朝并不认为秦制本身有错，只认为用力过猛。上一卷讲秦为什么二世而亡那一讲说过，汉初那一代人的诊断是攻取天下与守住天下不是一回事，用夺取的办法去治理必然失败——这个诊断的实际含义就是：机器可以留着，只要换一个开法。
于是这五十年的大部分时间成了一次很特殊的试验：同一套制度，在低负荷下运行，看它会怎样。
这里要说清楚一件容易被误解的事：低负荷不等于弱政府。
税率降低了，但收税这件事没有停；徭役减少了，但征发的名册一直在更新；刑罚简化了，但律令体系完整保留。也就是说，国家收缩的是它索取的量，不是它掌握情况的能力。这两样常被混为一谈，实际差别极大——一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人多少地的政府，即使想少收也做不到公平；而一个账目清楚却主动少收的政府，随时可以把量再加上去。
后来的事情证明了这个区别的分量。当下一位皇帝决定大规模用兵时，按人按地征的那一套他不需要重建，只要把已经存在的那套账重新算一遍，把征收的额度提上去。让给民间的那些进项另当别论，要拿回来得新设机构、重新收权，那是重建。五十年积累下来的东西，几年之内就能调动。这是这段时期最容易被忽略的遗产。
第一个结果是正面的。
在低负荷下，秦制运转得相当好。人口回升，垦田增加，国库积累，粮食堆到仓库放坏。这些记载虽然带有称颂的成分，但趋势本身有其他材料支持。
这说明上一卷那个问题的答案是清楚的：秦制不是不可行，它需要的是时间和较轻的负荷。同一套郡县、户籍、上计、律令，在秦朝那里以崩溃收场，在这里带来了积累。
差别在哪里，可以列三条。
一是负荷。不修长城，不开边，不再有秦那种规模的迁徙，省下来的力气留在了民间。
二是时间。这套制度在六国故地已经运行了几十年，那些地方的官吏、文书、习惯都磨合出来了。上一卷讲秦亡时说过，条文是现成的，移植的速度不允许它扎根；现在时间给够了。
三是身段。新王朝在律法上做了简化，在礼仪上放松，在赋税上让步。这些让步的实际效果，是让这套制度显得没有那么锋利。
还有一件事也在这五十年里定了型，就是官员从哪里来。
秦朝的办法主要的一条是从文书吏里选拔，路径很窄。汉初在沿用这套办法的同时，多了几条路：功臣及其子弟、由地方长官推荐上来的人、以及因家产达到一定数额而得以入仕的人。这几条路后来发展成一套完整的选举制度，是此后几百年官员的主要来源。
这件事与本讲的主题相关，因为它回答了郡县制的一个实际问题。卷二讲郡县制那一讲说过，那套制度要把官吏变成可以替换的零件。可零件从哪里来，这一层那一讲没有讲，而秦朝给的答案窄得不够用。汉初找到了补充的渠道，而这些渠道通向地方——被推荐上来的人来自地方，回过头去也与地方保持着关系。这一点在当时是解决办法，几百年后成了新的问题。
第二个结果是否定的，而且否定的正是分封这一半。
同姓王的问题在第二代就出现了。开国时封的是皇帝的子弟，血缘很近；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皇帝与诸侯王已经是堂兄弟、再从兄弟，血缘迅速稀释。
卷二讲郡县制那一讲说过，当时反对分封的那一方，理由正是这个：周朝分封子弟同姓最多，可是几代之后血缘疏远，彼此攻打得像仇人一样。这个预言在几十年内就应验了，而且比周朝快得多——周朝用了几百年，汉初用了几十年就走到了同样的地步。
为什么快这么多。因为诸侯国的实力基础不是血缘，是它们控制的土地、人口，以及有些封国手里的铸币权。一个能自己收税、自己铸钱、自己养兵的政权，无论它的国君与皇帝是什么关系，都会按自己的利益行事。血缘只是一层说法，说法挡不住利益。
中央的应对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是想办法削减，随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诸侯联合叛乱。叛乱平定之后，中央用了几年时间收走了诸侯国任命官吏的权力，这一步把封国变成了空壳——王还在，但管事的官员由中央派。再往后，又让诸侯王把封地分给所有儿子，几代之后每一块都小到不成气候。
到这时，郡国并行名义上还在，实际上已经结束。收尾的两步——收夺封国的任官权、允许把封地再分给子弟从而越分越小——都发生在本讲下限之后，但方向在这五十年里已经定了。这五十年试验的结论是：封国这一半不成立。
还有一层要补。诸侯国之所以能坐大，一个很实在的原因是有的封国手里握着当时最赚钱的两样东西：铸钱和煮盐。这两样都不依赖农业收成，来钱快、数额大，而且不必经过中央的账。
这一点值得记住，因为它预告了下一讲和再下一讲的题目。中央后来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正是把这两样收归自己。诸侯问题与财政问题在这里是同一件事的两面：谁控制了不依赖田赋的收入来源，谁就有独立行动的余地。
把两个结果放在一起看，这五十年的意义就清楚了。
它同时验证了两件事：秦制可以用，分封不可以用。
第一件事解答了秦朝留下的疑问。一套被认为导致王朝速亡的制度，在换了开法之后运转良好，这就把问题从制度设计转移到了使用方式上。此后两千年，中国的国家形态基本沿着这条路走，分封再没有回到过与郡县并列的地位。
第二件事解答了汉初那个反思。以为秦朝亡于没有屏障，于是分封；结果发现屏障本身成了最大的威胁。上一卷讲秦为什么二世而亡那一讲说过，屏障与威胁是同一批人，那个解释指出的问题是真的，但它开出的药方经过检验效果并不好——这五十年就是那次检验。
所以这场试验的价值不在于它建立了什么，而在于它排除了什么。一个关于制度的重大选项，被用几十年和一场叛乱验证为不可行，此后不必再试。
历史上这样的时刻不多。多数制度选择从来没有被真正检验过，因为条件不允许并列对照。汉初是少有的例外：同一个王朝，同一段时间，两套制度在不同地区同时运行，结果可以直接比较。
顺带说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既然分封被证明不可行，为什么后世还反复出现类似的安排。
答案是那个两难始终没有消失。中央离不开地方的配合，又不敢给地方自主权。凡是不给自主权的安排，都会在危机时暴露无人可用；凡是给了自主权的安排，都会在平时暴露尾大不掉。后世反复出现的宗室分封、藩镇、督抚、封疆大吏，形态各异，处理的是同一个问题。
汉初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一次两种办法在同一个王朝内部同时全面运行、并且分出结果的。此后的调整，多数是在已经确定的框架里挪动分寸。
试验有代价。
代价之一是那些异姓王和他们的部属。他们在战争中立功，在和平时被清除，这件事在当时就有人看得很清楚。这不是道德问题，是结构问题：一个靠许诺打赢战争的政权，胜利之后必须处理那些许诺。
代价之二是那场叛乱本身。它波及东方大片地区，虽然很快平定，但战事的破坏是真实的。
遗留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宗室。封国被架空之后，宗室成了有名号、有食禄、没有实权的一群人。这个安排此后被历代沿用，也带来了它自己的问题：一群没有事做又不能有事做的人。
另一个更根本。封国被解决之后，中央与地方之间又空了。地方上不再有诸侯王，但也不再有任何可以在中央之外承担责任的力量。卷二讲郡县制那一讲说过，封建自带缓冲，而郡县用效率换掉了这种绑定。汉初曾经无意中造出了一层缓冲，随后又把它拆掉了。
拆掉之后，那个位置并没有一直空着。填进去的是另一种东西，不是皇帝封的，是自己长出来的。那是这一卷后面要讲的地方豪族。
第一，郡国并行是被迫还是有意。如正文所述，本讲倾向于被迫，理由是那些封国多为战时许诺。但也有意见认为其中包含对秦亡的有意识反思，两者可以并存。上一卷讲楚汉之际那一讲也提到过这个分歧。
第二，异姓王被清除的过程。相关记载出自正史，其中关于谋反的指控多数无法独立核实。这类记载有一个共同问题：胜利者的叙述会把清除写成平叛。本讲不逐一裁定，只指出结构性的动因。
第三，无为这个概括。它是后世对这段时期的总结，当时未必有一套自觉的方针。而且这段时期并非什么都不做。所谓不兴大工程，是相对于秦朝和后来那位皇帝的规模而言，不是完全停工——开国之初就有过发数十万人筑城的事——律令在修订，边境在防守，诸侯问题在处理。用无为概括，容易让人以为是放任不管。
第四，仓廪充实这类记载的性质。它们出自正史对这段时期的追述，带有为后来的盛世作铺垫的意图，具体数字不宜采信。趋势可以接受，程度要打折扣。
第五，那场诸侯叛乱的性质。一种意见认为是中央削藩逼出来的，另一种认为诸侯坐大之后早晚要反。两说各有材料支持，区别在于把责任放在哪一边。
第六，收夺任官权与推恩这两步的次序与效果。两步都有记载，但各自起了多大作用、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学界有不同估计。
第七，这五十年是否真能算作一次试验。把它称为试验，是本讲的一个说法，意在强调两套制度并列可比。但当时的人并没有实验的意识，所有决定都是应对眼前问题做出的。这个概括有它的方便，也有它的失真。
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五十年试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
试的是一个开国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刚刚打完仗的政权，该把权力集中到什么程度。分封是一端，郡县是另一端，汉初两端都占了一点。
结果是两端的检验结论都很明确。郡县这一端在低负荷下运转良好，证明秦朝的失败不在制度本身。分封这一端在两三代之内瓦解，证明血缘不能替代制度。
真正被排除的选项是分封。此后历代仍然分封宗室，但封的多半是名号和食禄，不再是土地和治权；偶尔有封国带兵出镇的时候，几乎每一次都出了事，后面几卷会讲到。
而这个排除的代价，是把卷二讲郡县制那一讲提出的那个问题原样留了下来：中间层被拆光之后，顶端出事就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承担后果。汉初一度有了中间层，但那一层的自主性太强，强到威胁中央；把它削平之后，问题回到原点。
此后两千年，中国的制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条线上来回移动：给地方多一点，怕它坐大；收得太紧，又怕出事时无人可用。汉初这五十年是这条线上的第一次移动，也是幅度最大的一次。
下一讲要讲的是这段时期的另一面。当一个政权决定少做事的时候，它的财政会变成什么样，而这种财政又会为后来的大规模用兵准备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