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算的是钱，这一讲算的是这些钱买到了什么。
要算这笔账，先得把边这个字拆开。通常说到这段时期的开边，脑子里出现的是北方的草原和骑兵。但同一段时间里，朝廷在南方、在西南、在东北都设了郡，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一直存在。北边打了几十年，最终没有把对手消灭；南边和东北的用兵时间短得多，却把大片地方直接变成了郡县。
所以这一讲要分开算两笔账，而分账的线不在方位上。决定一次胜利留不留得住的，是拿到手的东西能不能被农耕人口住满、能不能编成户口——能，它就变成郡；不能，它就只是一次胜利。通常的叙述把这条线和南北之分混在一起，用北边的悲壮盖住了别处的实际结果。
先说北边，因为钱主要花在那里。
要理解北边为什么难，得先弄清对手是什么。它的规模和组织程度都不是一个部落能比的。最高的君长之下分东西两翼，各设王将，分领人马与牧地，一年之中有几次固定的大会，其中一次要清点人口和牲畜。它另有一套简明的刑罚。
它有明确的世系继承，有使者往来的礼节，有可以调动的兵力。传世记载给出的能拉弓的人数是三十余万——这个数字出自汉人的记述，不宜当作实数，但它说明当时人认为对手足以与自己相提并论。
它的优势在于机动。全部人口随牲畜移动，没有要守的城，没有必须收割的田。要打它先得找到它，而找到它只能深入草原去追：追的一方自带粮草，被追的一方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这就决定了双方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对称。它南下一次，损失的是若干骑兵，收获的是人口和财物；汉朝北上一次，即使打赢，消耗的也远远超过战果。这个不对称是此后两千年北方边防问题的底层结构，不是这一朝独有的。
本卷讲文景之治那一讲说过，此前几十年的做法是和亲与忍让，用财物换取暂时的安宁，因为打不起。这个办法维持了很久，但有一个内在的毛病：送出去的财物约束不了对方，因为对方的君长也未必能约束下面每一支人马。于是边境的劫掠一直没停过。和亲买到的不是和平，是规模较小的战争。
还有一层要补。草原上出产牲畜皮毛，不出产粮食、布帛与铁器；这些东西要么靠交换，要么靠抢。所以和亲那套安排里除了送出去的财物，还有一项常被忽略的内容，就是在边境开设互市。值得注意的是这套安排后来的命运。和亲断绝、战事开打之后，记载说对方仍旧看重关市、喜好汉朝的物产，而汉朝也没有把关市关掉，反而继续用它来牵制。也就是说，双方都在打，双方又都不愿意让这条通道断。
这就是说，和亲不是单纯的送钱，是一套包含贸易在内的安排；而其中最耐用的一件，恰恰不是送出去的财物，是那条谁也不肯关掉的通道。
转向为什么会发生，到这里也就清楚了。不是因为忽然变得强硬，是因为那笔交易本来就没兑现过它承诺的东西，而现在有条件不做了。
北边的用兵持续了几十年，其中真正改变格局的是三次。
第一次拿下的是黄河大弯里的那片地。它紧贴国都所在的关中平原之北，对方骑兵从那里出发，几天就能威胁京畿。拿下之后设郡、移民、筑城，等于把一把顶在胸口的刀挪开了。
第二次拿下的是通往西边的那条狭长走廊。它南面是高原上的部族，北面是草原，本身是一串被雪山融水滋养的绿洲。控制了它，等于在对手和南面的部族之间插进一道楔子，让两边不能连成一气；它同时是通往更西边最要紧的一条通道。此后在这条走廊上先后设了四个郡，一路把亭燧修到西端。
第三次是深入草原的决战。两路大军出塞北上，在极远的地方与对方主力接战，此后对方的王庭远迁，大漠以南不再有它的常驻中心。
三次都赢了。但赢到的是胜仗，不是结果。对方的人马没有被歼灭，只是走远了，此后也确实回来过。
拿下地之后要做的事，比打下它费力得多。拿到地的那两次都紧接着大规模移民：从内地征调贫民迁过去，给口粮、农具、种子，划田、编户、筑城，再派官吏去管。这些人到了那里就是新的编户，要种地纳粮，也要在需要时充当兵源与劳力。移民的批次在记载里是以十万计的，数字不宜坐实，但方向清楚：新拿到的地不会自己变成郡，得先被人住满。
这件事有一个长期后果。移过去的人生根之后，那片地就不再是可以放弃的了——放弃它等于放弃一批已经纳入户籍的编户。于是每一次成功的扩张，都同时创造出一段此后必须长期守卫的边线。
代价在记载里留下了痕迹。第三次那一战，随军出塞的马十四万匹，回到塞内的不到三万匹。数字同样出自汉人的记述，可以打折扣，但马是当时最贵的战争物资，补充又远比人慢。此后很多年，汉朝没有能力再组织同等规模的深入。
也就是说，最大的那次胜利同时耗尽了继续取得这种胜利的手段。
在第一次大规模用兵之前，朝廷派过一个使者往西走，任务是找到一个被对手赶走的部族，约它夹击。
这个任务失败了。使者在路上被扣留了十多年，好不容易到达，发现那个部族已在西边安顿下来，牧草丰美，无意东返。后来又派过一次，去联络另一个西边的大国，同样没谈成军事同盟。
但这两次出使带回来的东西，比原本要办的事重要得多：西边有一连串绿洲城邦，各有各的国王和物产，与更西边的世界相连；从汉朝出发是走得到那里的。
此后的经营顺着这个发现展开。使者一批批派出去，携带财物结交各国；在通道的关键地点设屯田，让往来的人有粮可接；对不合作的城邦用兵。上一讲说的那项被否决的屯田之议，否掉的是继续往西扩大，不是当时已有的。这一带的形势反复很多次，有些城邦倒向这边，有些倒向那边，有些两边都应付。真正在西边设立统一的管理机构，是那位皇帝身后几十年的事。
这里要说明两件常被弄混的事。第一，这条通道在当时首先是军事和外交的通道，目的是从侧后牵制对手，商贸是随之而来的结果，不是出发点。第二，这条路今天那个名字是十九世纪一位欧洲学者取的，不是当时的说法；用后世的名字去描述当时的动机，容易把一条为打仗而开的路读成为做生意而开的路。
同一段时间里，南方和东北的用兵规模小得多，结果却更彻底。
南方那个割据了近百年的政权被平定之后，那一带被直接划成一批郡；西南的山地部族陆续内附或被征服，也设了郡；东北方向平定之后同样设郡。
为什么这些方向能设郡。原因不在于用力多少，在于拿到的是什么。这些地方多数有田，有村落，有可以登记的户口和可以征收的产出。西南的情形最能说明问题：那里有一部分部族也是随畜迁徙、没有常处的，汉朝对这一部分始终没能像对别处那样设郡管住。卷二讲郡县制那一讲说过，郡县制真正起作用的是户籍、上计、文书和符信四样技术。其中后两样是行政授权与通信的工具，管什么样的人群都用得上；前两样不同，它们要求人口能被固定登记、辖境能够逐年比对，一旦对象随牲畜移动，这两样就落不了地。
所以真正的界线不在南北，在于能不能编户。第三节说的那两块地也设了郡——它们是可以开垦、可以住人的土地，所以能被编进这套技术里；而漠北那一次决战拿到的不是地，是把对方赶走，那种胜利没有可编户的对象，也就没有办法被保存下来。
对随畜迁徙又已经归附的人群，汉朝并非无法可施，只能退到一套不完全的办法上：划地安置，设官统领，沿用他们原有的习俗，不按内地郡县那样编户征赋。这办法能维持秩序，却产不出多少赋税，也长不成郡县。
这条界线也解释了本讲开头那个对比：花在漠北的钱最多，留下的最少；能开垦的地方无论在南在北，留下的都是永久的。
现在可以把账摆开。
收益有三类。第一类是安全：国都北面的威胁被推远，西边的走廊隔断了两个方向的对手。第二类是版图：河套、河西以及南方、西南、东北新设的那些郡，多数长期存在，其中不少地方逐渐变成了核心区域的一部分。第三类是知识与通道：对西边世界的了解从无到有，此后再没有中断。
成本也有三类。第一类是钱，上一讲已经算过，结果是整套财政被改造。第二类是人：戍卒、转运的民夫、移民实边的贫民，数量在记载里是以十万计的批次出现的。第三类最容易被忽略，是这套战争机器本身长出来的东西——靠军功晋身的将领，靠敛财晋身的官员，靠严刑督办的酷吏。这些人是战争的产物，而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还在。
关于边境的日常，出土材料给出的图景比传世记载具体得多。西北的烽燧遗址里出土了大量木简，内容多半琐碎：戍卒的名册和籍贯，每日的口粮支取，弓弩箭矢的清点，烽火信号的规定，来往人员的通行凭证，每天沿边巡视的记录。
这些东西说明一件事：边防不是一连串战役，是一套日复一日运转的行政系统。上一卷讲秦为什么二世而亡那一讲说过，出土文书呈现的是一个由无数普通办事人员支撑的日常系统；边塞的简牍呈现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个侧面。真正花钱的不是那几次决战，是这套系统每天的口粮、每年的替换、每一段亭燧的维修。
打仗是一次性的支出，守边是永久性的支出。这一点在决定开战时几乎从来不会被算进去。
北边的问题最后是怎么了结的。
不是在他手里。他去世后三十多年，草原上出现几个君长同时称尊的局面，内部长期争战，其中一支势弱，主动南下入朝称臣，此后长期依附。困扰汉朝一百多年的问题，这时才算真正缓解。
这件事该怎么算。一种读法是，几十年的军事压力削弱了对方、打乱了继承秩序，分裂是长期挤压的结果，账应记在前面那几十年头上。另一种读法是，草原政权的分裂有它自己的逻辑——继承没有固定规则，君长一旦早逝就容易分裂，这种事在没有外部压力时也发生过；汉朝赶上了，不等于汉朝造成了。
两种读法很难分开验证，本讲不作裁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军事胜利和问题解决不是一回事，中间隔着几十年和一次谁也没设计过的意外。
这一点对理解此后的北方边防很要紧。中原王朝对草原的几次大胜，多数没有在军事上终结对手；真正的转折往往来自对方内部的分裂，或者来自双方都接受的某种交换安排。武力能改变力量对比，但把一个问题从议程上拿掉，通常靠的是别的东西。
第一，对手的人口与兵力。那个能拉弓的人数是概数，出自汉人的记述，没有独立来源可以印证。草原人口的估算至今分歧很大，而这个数字直接影响对整场战争规模的判断。本讲因此只用它说明当时人的认知，不做任何推算。
第二，战果的数字。斩获、俘获、投降的人数记载里都有具体数目，但这类数字最容易被夸大，而且同时服务于论功行赏。本讲不引用。
第三，那一战马匹损失的数字。它见于正史，是否精确无法核实。本讲引用它，是因为方向与此后多年不再组织同等规模远征这个事实相合，可以互相印证；但仍不宜当作精确的统计。
第四，出使西边那两次的目的与作用。记载明说第一次是为了约人夹击，这一点没有疑问。有争议的是后世的追述——把打通西方通道说成一开始的目标，是后来才形成的看法。另一层争议是：中原与西方之间的往来此前是否已经存在。考古材料显示更早的时代就有物品的间接流通，所以准确的说法是这两次出使建立了官方的、可持续的联系，不是从零开始。
第五，转向用兵的原因。一种解释强调积累够了；一种强调那位君主个人的意志与好大喜功；一种强调和亲本身早已失效，边患从未真正停止。三说各有材料支持，也各有说不通的地方，本讲不选边，只指出此前几十年的积累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第六，这些战争是防御性的还是扩张性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可以读成解除威胁，第三次以及此后对西边的持续用兵就很难这样读。这个分歧涉及如何界定防御，学界长期争论，本讲的处理是分阶段看，不给整场战争贴统一的标签。
第七，本讲那条以能否编户为界的概括。它对这一朝成立。但后世确有王朝在草原上建立过长期统治，只是那些王朝本身多半来自草原。本讲说的是农耕王朝用郡县这套技术处理游牧人群时遇到的困难，不是说草原不可治理。
第八，本讲那个对比。它是本讲的骨架，但有一个风险：南方和东北的郡县化远比一句设郡漫长，反复、叛服、重新设置的情形都有，只是这些细节不像北边的战役那样被反复讲述。本讲说它们的结果更彻底，指的是长时段的结局，不是说过程简单。而且也不是每一个都留了下来：这几个方向新设的郡里，有几个在西汉之内就被省并或撤掉，最有名的一次是海南岛上的郡在几十年后被朝廷主动放弃，当时朝中有过一场专门的辩论。
第九，本讲几处以两千年为尺度的概括。成本不对称、能开垦的地方扩张多半不可逆、军事大胜往往不等于终结对手、边疆开支与内地赋役绑在一起——这四条都是长时段看出来的趋势，不是无例外的规律。第三条的反例最明显：后世确有王朝在军事上终结过草原上的对手。本讲用了留口子的说法，听者应当把它们当作趋势，不是可以反推个案的定律。
回到最初的问题。几十年的扩张，最后换来了什么。
换来的东西分两样。一样可以在地图上画出来：几块地，一条走廊，一批新郡。另一样画不出来，影响却更长——从这时起，这个国家有了边疆。
边界和边疆是两个东西。边界是一条线，越过去就是别人；边疆是一片需要长期驻守、长期供养、长期经营的地带，有自己的官吏、军队、屯田、烽燧和账目。此前的王朝也修长城、也戍边，也有专管戍边的律条；变化在于规模与节奏——把边疆当作一笔年年都要出的经常性开支，是从这几十年开始成为常态的。
这套东西一旦建立，就和上一讲说的官营一样，自己成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它要人、要粮、要钱，而这些都得从内地征调。于是内地的赋役与边疆的存续绑在了一起，此后两千年没有解开。
还有一样东西也是这几十年长出来的。一个把力气用在打仗和敛财上的朝廷，用的当然是能打仗和会敛财的人；但同一个朝廷在同一段时间里，还在做另一件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它开始规定哪一类书才算学问，哪一类人才有资格被推荐上来。
下一讲要处理的，正是这件事：那批人是怎么被找到的，以及这件事到底有多大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