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一件小事讲起，它比任何概括都能说明问题。
这个王朝重建十几年之后，开国的那位皇帝下了一道命令：核查全国的垦田数量和户口年纪。这是最基础的一件事——卷二讲郡县制那一讲说过，郡县制的实体是户籍、上计、文书、符信四样技术，而其中的户籍与上计都以数字准确为前提。数字不准，减免就落不到该减的人身上，征收也收不到该收的人身上。
命令下去，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明显不实。皇帝追究，处置了一批郡守，其中包括在朝中很有地位的人。然后事情就失控了：各地大姓和地方武装接连起事，规模不小，朝廷动用军队镇压了相当一段时间。
最后的结果是妥协。朝廷改用分化的办法收场：允许互相纠举揭发，把带头的人迁到别的郡去安置，事情在几个月里平息下来。此后度田成了例行的动作，年年在做，但再没有出现开国时那样的强制与追究，田亩和户口的账目也一直没有真正查清过。
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件事发生的时间点。这不是王朝衰败期的事，是开国之初，皇帝正当壮年，军队刚打完仗，威望最高的时候。连这样的时候都推不动一次清丈，说明遇到的不是一时的阻力，是一种结构。
这一讲就讲这个结构。
上一讲结尾说过，重新夺回天下的那个王朝，是靠地方上的大族支持起来的——正是被前一位改革者的政令得罪最深的那批人。他们出人、出粮、出兵，而扶回来之后，他们并没有把手里的东西交出去。
这句话需要展开。
开国的那位皇帝本人就出自地方大族，他的起兵依托的是同乡与姻亲的网络，他的主要将领里有相当一批来自同一个地域的姻亲与故旧。这不是缺点，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在一个中央权威崩塌、流民遍地的局面里，能立刻拿出人和粮的只有这些人。
但这决定了新王朝一开始的姿态。它对功臣很优待：封侯，给食邑，但一般不让他们担任要职，而是让他们带着爵位和食邑退出实际职务。这个安排通常被称赞为保全功臣的智慧，与本卷开头那一讲说的开国后逐个削夺诛杀异姓王形成对比。
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是一次交换：朝廷保留了任命官员的权力，功臣保留了地方上的实力。双方各得其所，代价是那份实力从此在地方上扎下了根，而且是以合法、体面的形式扎下的。
所以第一节那次清丈失败，不是意外。要清丈的对象，正是把这个王朝抬上去的那批人。
要弄清后面的事情，先得说清这个词指的是什么样的存在。它不是一个官职，也不是一个法定的身份，是四样东西长在一起。
第一样是地。大量的田连成片，有的还配有山林池泽。这一块的来路，本卷讲文景之治那一讲已经交代过——田租按收成比例征、减免没有上限，长期运行下去好处落在土地多的人身上，土地开始向少数人集中。这个过程中间有过短暂的挫折——本卷讲汉武帝的钱那一讲说的那次清算，没收的财物里就包括田宅——但挫折过后它又接着走。
第二样是人。田要有人种。种田的人里有自己的族人，有失去土地来投靠的农户，有买来的奴婢，还有因为躲避赋役而主动依附的编户。这些人住在主人的田庄里，向主人交租、为主人做工，遇到事情由主人出面。
第三样是武装。田庄有围墙，有望楼，有自己的丁壮，农闲时习射习战。这一层不只靠文字记载——各地东汉墓里出土过大量陶制的坞堡与望楼模型，有的四角设角楼、门楼上塑着持兵器的武士俑。墓里放什么，反映的是死者生前认为要紧的东西。名义上这是防盗防乱，实际上它是一支不受朝廷调动的力量。太平年月看不出来，一旦地方失序，它立刻就是现成的军队。
第四样是学问。本卷讲独尊儒术那一讲说过，教学、考试与授官被接成了一条线，读经因此成了一项有回报的投资。而这项投资有一个特点：它需要闲暇、需要藏书、需要老师，而这三样最容易在有田有人的家族里凑齐。于是几代之后，出现了以某一部经典传家的门第，有的家族连续几代出任朝廷最高的几个职位。
四样合起来才是这个东西的完整形状。单有地是富户，单有学问是儒生，四样凑齐才是一个可以在地方上代替官府的实体。
有一点要说清楚。这不是一个新出现的东西，而是一个旧东西的回来。卷二讲变法那一讲说过，战国那场改造拆掉的正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那一层，而中间层既是剥削者，也是缓冲。现在这一层长回来了，只是形态不同：过去它靠世袭的封地，现在它靠田产、宗族与经学。
真正致命的一环在选官上。
当时选拔官员的主要办法是推荐：由地方长官考察本地人，按名额举荐到中央；朝廷高官也可以直接征聘自己看中的人。这套办法有它的道理——在没有一套面向全国的取士考试的条件下，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当地谁有本事。要说清楚的是，本卷讲独尊儒术那一讲说的那条通道里也有考试，但那是在学弟子的岁课，考的是已经进了学的人；进不进得了学、被不被推荐，还是另一回事。
问题出在这套办法附带的东西上。
被举荐的人从此把举荐他的人视为恩主，终身以门生或者故吏自居。这不只是感情，是一套有实际内容的义务：为恩主奔走，为恩主的子弟铺路，恩主获罪时收葬、鸣冤，恩主的儿子日后为官时再举荐自己的子弟。而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担任过多个职位，每个职位上都举荐过人、征聘过人，于是一张网就织了出来，横跨很多个郡，纵贯好几代人。
到后来，形容一个大家族的势力，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他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这里要看清楚一件事的性质。这些关系不是非法的，不是密谋，恰恰相反，它是被公开赞美的美德——知恩图报、尊师重道、不忘旧主。整个社会的道德语言在支持它。本卷讲独尊儒术那一讲说过，经学提供了一套朝廷和士人共用的语言。这套语言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只是发挥的方向与当初设想的相反：其中关于恩义、名分、忠信的那一部分，被用来加固私人之间的绑定。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国家用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同时也是私人网络自我复制的制度。同一个动作既服务于朝廷，也服务于举荐者本人，而后一重服务不需要任何隐瞒。
卷二讲郡县制那一讲说过，那套制度的关键在于把官吏变成可以替换的零件。到这时候，零件开始有了自己的来路和归属。
第二环在郡县衙门内部。
制度上，郡太守和县令由朝廷任命，并且回避本籍；实际上他们也很少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几年一调是常态。这是为了防止地方长官与本地势力结合。
但衙门里办事的不只是长官。文书、仓储、狱讼、征收、缉捕，这些日常事务由数量众多的属吏承担，而属吏由长官在本地自行辟用。这是必然的安排——朝廷不可能从外地派来几百个吏员，也不可能让一个刚到任的外乡人自己去查田查户。
于是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组合：长官是外来的、临时的、不熟悉情况的；属吏是本地的、长期的、什么都清楚的。而本地能供得起子弟长期读书的，多半是那些大族。
这个组合的后果不难想见。一个太守想做点事，必须依靠属吏；属吏的家族利益在本地；凡是不损害这些利益的事，办得又快又好；凡是损害的，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账册找不到，人手不够，地形复杂，往年成例如此。
要清丈土地的那位皇帝遇到的正是这个。他能撤换郡守，撤换不了郡守底下的那几百人。
这一环还有一层反向的作用。属吏做得好，可以被长官举荐，走上第四节说的那条路。也就是说，衙门本身就是那张关系网的一个节点。
第三环在账本上。
一个农户如果活不下去，可以把田卖给大族，然后作为佃户留在原地耕种同一块田。从耕作上看，什么都没变；从账本上看，一件大事发生了：这个人和这块地，从国家的册子上淡出了。地并入了别人名下，而这个人的赋役，可能由主人代为处理，也可能干脆不再登记。
这个过程一次一次重复，累积起来的效果是：国家能够直接征收的户口和田亩在减少，而实际的人口与耕地未必减少。
于是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重新统计出来的编户数，长期低于此前那次统计的峰值，尽管这个王朝重建之后长期没有相应规模的持续战乱。这个差额里有多少是真实的人口损失，有多少是逃到了别人的册子上，无法分开，但两者都存在。
后果是双重的。第一重，朝廷的收入基础缩小，为了维持开支，只能加重留在册子上的那些人的负担；而负担一重，又有更多人选择去依附。这是一个自己给自己加速的循环。第二重，也是更要紧的一重：那些从册子上消失的人，并没有从社会上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个人来管。
一个持续两百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没有被解决。
不是没有人看见。那两百年里不断有人上书，指出田亩不实、豪强兼并、依附成风，说法一次比一次严厉。也不是没有人试过——开国那十几年里除了清丈，还几次下诏免奴婢为庶人；此后两百年间，地方长官以严刑打击本地豪强的例子一直有，其中有些相当酷烈，办这种事的人在记载里往往自成一类。
但每一次都撞在同一堵墙上。
第一，执行者本人属于被治理的那一群。这一点上一讲已经出现过：一份得罪所有有力者的政令，交给这些有力者自己去执行。区别在于，前一次是一个新政权仓促推行，这一次是持续两百年的常态，墙比那时更厚。
第二，没有替代方案。朝廷需要人来做官，而识字、通经、又受过办事训练的人，多数还是从这些家族里出。你可以打掉一个家族，打不掉这个来源。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朝廷和这些家族并不是敌人。皇帝要从他们里面选官、娶他们的女儿做皇后、靠他们维持地方的秩序。双方的关系是共生，不是对抗。一个人不会为了治病而砍掉自己的一条腿，除非他确信不砍会死。而这个病发作得很慢，慢到每一代人都可以指望留给下一代。
所以准确的说法不是没有人纠正，而是每一次纠正都只能到某个程度为止，超过那个程度，纠正者自己就站不住了。
第一，那次清丈的失败程度。记载明确写了阻力和随后的动乱，但也有意见指出此后一段时间的户口与垦田数字有明显增长，因此它未必全然无效。一种读法是它部分成功，那些增长正是它的成效；一种读法是数字的增长另有原因，不该记在它头上。本讲取失败这一读法，理由不是它此后不做了——它此后一直在做——而是它再没有伴随过同样强度的追究，账目也始终不实。但这一点应当留有余地。
第二，用什么词称呼这个群体。豪族、豪强、大姓、世家、地方势力，这些词在记载中各有各的用法，含义并不完全重合；后世研究另有庄园、田庄经济、地主制、门阀等一整套概念，各自背后是不同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之间的争论是这一领域最大的争论之一，至今没有共识。本讲用豪族这个词，只是取它较为中性，不附带任何一种理论。
第三，田庄的性质。有一部记述田庄一年农事与家务安排的书流传下来，常被用来说明这种经营高度自给自足。但同一部书里也写到买进卖出，说明它并未脱离市场。自给到什么程度，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第四，依附人口的法律地位。佃户、宾客、部曲、奴婢，这几种身份在记载中的界限并不清楚，彼此之间也可以转化。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国家的编户、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属于主人，不同的材料给出不同的印象。
第五，户口数字下降的原因。战乱损失、瘟疫、隐匿脱籍、统计能力下降，这几项各占多少，没有办法分开。本讲在正文里只分了两栏——真实的人口损失，和逃到别人册子上的——并说两栏都有；统计能力下降那一项落在这两栏之外，本讲没有单独处理。
第六，累世公卿与后世门阀的关系。有意见把东汉这些经学大族看作后世门阀制度的直接源头；也有意见强调后世那套制度有它自己的成因，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延续。这个分歧下一卷还要遇到，本讲不预先裁定。
第七，本讲第四节那条判断。说选官制度同时也是私人网络自我复制的制度，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概括，它建立在大量个案上，但当时的人未必这样理解自己的行为。他们多半真诚地认为自己在履行恩义。
第八，本讲的整体框架。把两百年的历史读成一个中间层缓慢生长的过程，是一种简化。这两百年里也有中央强势的时段，也有豪族被打击的时候，并非一条单向的下滑曲线。本讲说的是长期趋势，不是每一年的实情。
回到最初的问题。一个王朝怎么会被自己的支持者一点点吃掉。
答案里没有阴谋，也没有背叛。这个过程里当然有违法的动作——申报不实要获罪，隐匿户口有重罚——但真正起作用的那些行为大多是合法的，不少还被当作美德：救济族人是善举，收留流民是仁厚，举荐后进是尽责，报答恩主是守信。把这些行为一件件拆开看，没有一件该被指责。
问题出在它们加起来之后。当田产、人口、武装和学问长在同一批家族身上，当选官制度同时也是私人网络的繁殖方式，当衙门里真正办事的人来自本地大族，当从册子上消失的农户一批批变成别人的依附者——这个王朝就不再是它自己名册上写的那个样子了。
上一卷讲陈胜吴广那一讲说过，秦以后多数时候多数人直接面对国家，中间没有稳定可靠的层级，这个格局在有些朝代被地方豪强或门阀部分填补过，但多数时候没有变成一层能挡住国家的保护。东汉这两百年正是那个部分填补的样本，而它填出来的东西并不总是保护：对依附者来说，换一个人来管，未必比原来轻。
还有一件事要在这里点出来，因为它是下一讲的起点。这个结构在太平年月只是低效，一旦中央出事，它可能显出另一副面貌——那些田庄的围墙、望楼和丁壮就不只是防盗的了。到那一天，掌握着地方上的人和粮的人，手里就有了一支军队的底子。第三节说过，地方一失序，这些东西立刻就是现成的军队；本讲保留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它在汉末各方兵力来源里究竟占多大分量——那是下一讲的事。
下一讲要讲的，是这个王朝的最后几十年：朝廷内部先出了问题，一场大规模的民变随之而来，然后所有人都发现，地方上早就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