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说过，北方的秩序崩掉之后，旧的统治阶层跑了一大批，在南方另立了一个朝廷。
从纸面上看，这是分裂时代里条件最好的一次重建。他们带来的东西相当齐全：宗室的一支，朝廷的名分，一整套官制的样板，谱牒和家学，还有大量有行政经验的人。南方本来就有一个运转多年的政权留下的底子，土地肥沃，没有像北方那样被反复犁过。
理论上，他们只要把带来的那套东西架起来，接着运转就行。
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这样。这个朝廷存在了一百多年，其间没有一个皇帝真正掌握过全部权力，几次大规模的内乱多半由自己人发动，北伐屡起屡废，最后在一场内乱之后被将领取代。
所以这一讲要问的是：带齐了全部零件，为什么装不回原来那台机器。
先把带来的和没带来的分开。
带来的是名分、制度的样板、文书的手艺、经典与谱牒，以及人。这里说的人，指的是随这个朝廷一同南来的那一批：宗室与士族，加上他们自己的族人、宾客、部曲。此后陆续南下的农户、工匠、士兵和流民数量大得多，但那是后来的事，而且他们登记之后长期免役，一时也变不成财源。
没带来的是三样。
第一样是土地。土地搬不走。北方那些家族的根基是连成片的田庄，到了南方，田在别人手里。
第二样是编户。本卷讲三国那一讲说过，这个时代的争夺是国家想把人收回自己的册子上；一个新到的朝廷在南方几乎没有自己的册子——当地的人口早已登记在当地大族名下，或者记在当地州郡沿用多年的旧账上；账面它管得着，账上的人它支配不动。
第三样是兵。他们带来的武装是族人和部曲，规模有限，而且属于各个家族，不属于朝廷。
所以准确的说法是：他们搬来的是一套软件，没有搬来硬件。名分、制度、文书、学问和人都是可以装在船上的东西；土地、编户和兵不是。
一个只有软件的政权，必须向当地借硬件。而借来的东西，是要付租金的。
于是有了这个朝廷最核心的一件事：北来的人与当地大族之间的交换。
当地大族有地、有人、有兵，缺的是名分和进入朝廷高层的资格——本卷讲九品中正那一讲说过，那套按等第授官的体系最看重的是家世，而门第的高下是以北来的那几家为准的。
北来的人有名分、有制度，缺的是地、人、兵。
两边各有对方需要的东西，交换就发生了：当地大族出粮、出人、出地方上的支持，换来在这个朝廷里的官位和被承认的门第；北来的家族保住了最高的门第。
这个交换有一个很实在的落点，值得说清楚。北来的家族到了南方，要想立住，第一件事是弄到地。他们弄地的办法不是从当地大族手里买，而是去开发那些还没有人要的山泽与荒地——占山护泽，圈进来，用带来的族人和部曲去开。这条路避开了与当地大族的正面冲突，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场交换能谈成：新来的人不是来分现成的蛋糕，是去做大那个盘子。
但这条路有它的尽头。可以圈的荒地总会圈完，而圈地本身又要与朝廷的禁令反复拉锯——这个朝廷下令禁止过占山护泽，定的罪很重，重到可以处死，却始终禁而不止。
这个交换维持了这个朝廷一百多年。但它有三个内在的问题。
第一，这不是一次交易，是一份需要不断续签的合同。北来的一方没有可以一次性兑现的资本，只有名分，而名分要靠持续承认才有效。
第二，双方谁都不占绝对优势，谁也压不倒谁，皇帝也压不倒任何一方。这个朝廷因此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几家共治的结构。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条：这个交换里没有皇帝的位置。皇帝的作用是提供那个名分——而名分一旦被大家接受，提供它的人就不再是必需的了。
这里要专门讲一讲这个朝廷的皇权，因为它是整个中国史上一个很特别的例外。
在此前的王朝里，皇帝弱通常有具体原因：年幼、无能、被外戚或者宦官挟持。上一卷讲党锢与黄巾那一讲讲过那个循环。而这个朝廷的皇帝弱，原因不在个人。
原因在于他手里没有那三样硬件。他没有可以直接支配的土地，南方的地早就有主；他没有可以直接征收的编户，户口在大族的册子上，或者在沿用多年的旧账上；他没有直接掌握的军队，兵在几个大族和几个方镇手里。还有一样不在那三样之内，作用却一样大：他不能自由任免官僚，因为按那套等第，一个人从哪一级起家早已由门第定下。
一个没有兵、没有钱、没有人事权的皇帝，剩下的只有一样：他是那个名分的所有者。而这一样恰恰是别人都需要、又都拿不走的东西——拿走它就等于自己称帝，而自己称帝就要面对其余各家的联合反对。
于是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稳定：所有人都需要这个皇帝存在，所有人都不希望他强大。这个朝廷之所以能撑一百多年，不是因为它强，恰恰是因为没有一家强到可以独吞。
上一卷讲汉承秦制那一讲说过一个判断：血缘只是一层说法，说法挡不住利益。这里可以补上另一半——在没有一方能压倒别人的时候，一个空的名分反而是最稳的东西，因为它对谁都无害。
这个朝廷组织过多次北伐，规模有大有小，几乎每一次都是先胜后败，或者中途而止。
通常的解释是主帅遭到掣肘、朝廷不肯全力支持。这个解释是对的，但它没有说清为什么掣肘。
按前面几节的框架，答案很清楚。
第一，北伐要钱要粮，而这个朝廷的钱粮在各家手里。要打大仗，就得让各家出血，而各家的田庄和部曲都在南方，收复北方对他们没有直接好处。
第二，也是更根本的一条：谁领兵北伐，谁就会变强。一个统帅如果真的收复了北方，他将拥有军队、威望和一片新的土地——这三样加起来足以让他取代现在的格局。所以朝廷和各家真正担心的不是失败，是成功。
于是出现了一个死结：北伐必须有人领兵，而任何有能力领兵的人一旦快要成功，就会被自己人拖住。反过来，一个不被防着的统帅，多半是因为他不可能成功。
除了这个死结，还有一层实实在在的困难。从南往北打，要跨过淮河与黄河之间那片地带，那里在这一百多年里反复易手，早已残破；而南方的军队长于水战、依赖舟船，一旦离开水道进入华北平原，机动性就不如对方。所以北伐的最好结果往往是推进到某条河线，然后停在那里——不是不想再往前，是再往前就得改成另一种打法，而那种打法需要的马和骑兵，南边始终缺。
这一层与前面那个死结是叠加的：即使朝廷全力支持，地形与兵种的限制仍在；而正因为成功的可能本来就不高，各家更没有理由为它出血。
这个死结在这一百多年里反复出现，形式各不相同，逻辑始终一样。
最后打破它的那个人，靠的是同时凑齐了别人凑不齐的两样：一支真正听他指挥的军队，以及北伐挣来的军功和威望。那支军队的来历与北伐无关，它是在平定内乱的过程里到他手上的。两样都有了，这个死结在他手里就失效了。北伐从来不是不能成功——只是它成功之后，成果不会留给原来那个朝廷。
前面说的都是上层的事。而这一百多年里，另一件影响更深远的事在下面进行。
大量人口从北方迁来。他们不只是士族，更多的是后来陆续南下的农户、工匠、士兵和流民。这些人到了南方，要吃饭，要有地种。
于是南方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围垦，修陂塘，把丘陵和沼泽变成田。北方带来的农具和耕作办法在这里推广开来。人口密度上升，城邑增多，赋税基础扩大。
这件事的长期意义，比这个朝廷的兴亡大得多。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毫无疑问在北方；从这一百多年开始，南方进入了持续开发的轨道，此后方向再没有逆转，最终在几百年后完成了重心的转移。那是后面几卷的题目。
还要说一件事。为了安置南来的人口，这个朝廷用了一个办法：在南方的土地上，按北方原籍的名字设立州郡，把南来的人登记在那里。这些州郡有名无地，与当地州郡犬牙交错。
这个办法有它的道理。本卷讲九品中正那一讲说过，那套评定只问一个人出自哪一郡，不问他现在住在哪里；侨置州郡与这条原则同一个方向，它保住的是南来人口的原籍登记，以及随之而来的赋役身份。
代价是账目的混乱。同一片土地上有两套州郡、两套户口、两种赋役标准，南来的人还长期享有免役的优待。这个混乱后来必须被清理，而清理的过程本身又成了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一个为了保住身份而设计的办法，最后变成了收税的障碍。这一类事情在这套等第体系里不是第一次出现。
还有一样东西也在这一百多年里长了出来，当时未必被当作大事。北来的那几家士人占的多是清贵而不理繁剧的位置，具体而繁琐的事务多由次一等的人承担；他们因此有大量闲暇，也有足够的资财，于是把精力放在了别处：书法、绘画、诗文、玄谈、山水。这些东西此后被反复追认为一个高峰，而它们的物质基础正是前面几节说的那套安排——一份由别人替他们经营的产业，和一个不必亲自办事也能保住的位置。
把这两件事并排看很有意思：同一套结构，在账目上是混乱，在文化上是繁荣。评价它取决于你在看哪一栏。
到这个朝廷的末期，情况已经与开国时很不一样。
北来的那几家仍然享有最高的门第，占的仍是那些清贵的位置，但他们越来越不掌握实际的力量。真正的兵在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几个军事重镇手里，而这些重镇的将领多数出身不高。
当地大族在这一百多年里去了哪里，也要交代一句。他们没有被排挤出去，其中也有人做到过最高的官位，但在这套等第体系的门第评价里，他们始终低北来的第一流高门一等；他们承担的多是郡县一级的日常行政和各种繁剧的实事。前面说的那场交换，最终就落成了这个形状——最高的门第归北来的几家，日常的治理大量压在当地人身上。这个形状也不是谈成一次就不再动的，一百多年里两边为评定、为官位、为赋役反复较量，只是谁也没能把对方掀翻。
于是出现了本卷讲九品中正那一讲说过的那个结构：地位最高的人负担最轻，责任最重的人地位不高。这个结构在南边比在北边极端得多。
它的结局也是可以预见的：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场内乱把上层洗了一遍，随后掌握军队的人取代了那个朝廷。取代者出身寒微，是靠军功一路上来的。
有意思的是，他上台之后并没有废掉那套等第体系。他需要它——因为他自己的正当性也要靠它来承认。于是一个由寒门武人建立的朝廷，继续维持着一个把寒门挡在最高位置之外的制度。
这件事说明了一个道理：一套制度只要还在分配着人们想要的东西，推翻它的人也会接着用它。
第一，南渡的规模。人口总数、士族所占比例、迁徙的时间分布，各家估计差别很大，主要依据是后来的户口数字与侨置州郡的记载，两者都不可靠。本讲只说规模很大，不给数字。
第二，那几家北来大族与当地大族的实际关系。本讲写成一场交换，但记载中两边的冲突也很多，尤其在早期。把它概括成稳定的交换结构，是就长时段而言，早期并非如此。
第三，皇权虚弱的程度。有意见认为这个朝廷的皇帝始终只是象征；也有意见指出几位皇帝在特定时期确实掌握过相当的实权，尤其在几家互相牵制的空隙里。本讲取前一种作为常态描述，但承认存在反例。
第四，北伐的动机。本讲把掣肘归因于结构，但也有意见强调其中几次北伐本身就是发起者用来积累政治资本的手段，未必真以收复为目的。这两种解释可以并存，具体到每一次的比重则难以判定。
第五，南方开发的进程。开发在这一百多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此后也持续了很久，把它系于这一段是一种简化。真正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段的移民规模空前，且移民带来了北方的技术。
第六，侨置州郡的实际运作。它的设置办法、覆盖范围、与当地州郡的关系，各时段差别很大；后来几次清理户籍的成效如何，记载也不一致。
第七，最后取代这个朝廷的那个人的出身。记载说他出身寒微，但也提到他所属家族早年的谱系。寒微到什么程度，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那套等第体系的封闭性。
第八，把占山护泽写成北来家族区别于当地大族的立足办法，是本讲的读法。记载里说到这类占领时，讲的是山湖川泽被豪强所专，而豪强南北都有，并不专指北来的人。另需说明：本讲第三节把这条路说成避开了正面冲突，与存疑二所说早期冲突很多之间是有张力的，这一段是就长时段的结果而言。
第九，北来那几家与实权脱钩的程度。本讲第七节把它写成末期的实况，但也有意见指出最高的几家在关键时刻仍然掌握着相当的实权，脱钩的说法可能过强。
第十，本讲提出的几条一般性判断：所有人都需要这个皇帝存在而所有人都不希望他强大；一套制度只要还在分配着人们想要的东西，推翻它的人也会接着用它；制度不是能力。这三条都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认知，也没有办法用这一个案例证成。
第十一，本讲第二节那个软件与硬件的比方。它有助于说明问题，但也可能误导——名分和制度并不是可以脱离人与土地独立存在的东西，把它们说成可以装船运走的物件，本身就是一种简化。
回到最初的问题。带齐了全部零件，为什么装不回原来那台机器。
因为零件不全。他们清点的是自己看得见的那一部分——名分、制度、书本、人才，而这些恰恰是可以带走的部分。真正让一个国家运转的另一半，是土地上的人和那些人交出来的东西，那一半留在了原地。
这一点有一个更一般的意思。一个政权的能力，通常被理解为它的制度设计有多精巧、它的官员有多能干。这一百多年提供了一个近乎实验的例子：制度和官员都是现成的、优质的、成建制搬过来的，结果仍然是一个虚弱的政权。因为制度不是能力，制度只是把能力组织起来的方式；没有可供组织的东西，再好的制度也只是一份图纸。
这个朝廷用一百多年证明了这一点，代价是它自己。而它留下的东西并不小：南方被开发出来了，一套文化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还有一个此后反复出现的问题——当一个政权必须与它境内最有力量的那些家族分享权力时，它究竟还算不算一个国家。
北边同一时期在做什么，是下一讲的题目。那边不缺兵，不缺地，不缺人——缺的是什么，那一讲会自己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