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百多年在通常的叙述里几乎只是背景。政权太多，名号相近，兴灭太快，人名与族名交错，读起来像一份记不住的清单。于是它常常被一句话带过——北方陷入混战。
这一讲不打算复述那份清单。这一讲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些政权面对的是同一道难题，它们各自试了什么办法，为什么多数失败了，以及失败的经验最后被谁用上了。
先把那道难题说清楚。上一讲说过，南边的朝廷缺的是土地、编户和兵，它有的是名分、制度和有行政经验的人。北边正好相反：兵有的是，地有的是，人也不少，缺的恰恰是南边不缺的那一样——一套能让被统治的人承认你有资格统治的办法。
这一百多年，就是在反复试这套办法。
抽象地说是正当性，具体落下来是三件事。
第一件是怎么向一个不认你的社会收税。北方的编户大部分掌握在当地大族手里——上一卷讲东汉豪族那一讲说过，一个人从国家的册子上消失，不等于他从地上消失。要收税，就得跟这些大族打交道；而这些大族按本卷讲九品中正那一讲说的那套等第体系，认的是谱牒和家学，不认新来的人。
第二件是怎么同时管好两种人。军队的核心来自自己的族群，靠部落式的组织维系；田赋来自定居的农户，靠郡县式的行政维系。两套人马的组织方式、法律、生活形态都不一样。用一套办法管两种人，总有一头不服。
第三件是继承。草原一系的传统里，继承往往看能力和实力，兄终弟及与父子相承各有其例；中原一系讲的是嫡长。一个政权如果两套规则都在，那么每一次君主去世都容易变成一次危机。
三件事里，第一件最要命，因为它决定另外两件有没有意义。军队要吃饭，官吏要俸禄，城墙要修，而这些都要从地里出来。一个政权如果收不上税，它的军事优势撑不过几年——抢来的东西吃完，就得再去抢，而每抢一次，能收税的地方就少一块。
这三件事，就是这一百多年里反复出现的题目。
面对同样的题目，这些政权给出的答案差别很大。大体可以归成四类。
第一类是照搬。直接采用中原的官制、律令、礼仪、年号，招揽当地的士人做官，自己也读经书。这条路见效快，因为现成；问题是招揽来的士人未必真的服你，而自己族内的将领会觉得你偏向外人。
第二类是分治。给两种人两套系统：族人归族人的官管，按旧俗；农户归郡县管，按律令。这条路避开了正面冲突，实际效果也最好，是这一百多年里被采用得最多的形态。它的代价是这个政权始终是两半，两半之间没有共同的东西，一旦上层出事，两半会各自散掉。
第三类是强行融合。用政令要求两边趋同——改姓氏、改服装、改语言、鼓励通婚。这条路走得最远的一次在下一讲。
第四类是不解决。有些政权干脆不处理这个问题，靠武力压着，压到压不住为止。这一类往往最短命，有的只有几年。
要说明的是，这四类不是当时人给自己贴的标签，是从结果上倒着归出来的。实际上很少有政权只用一种办法：多数是先靠武力压着，站住脚之后招几个当地士人做官，再把族人的部分单独管起来；哪一样多一点、哪一样少一点，随着形势变。所以说某个政权属于哪一类，指的是它的重心，不是它的全部。
四类办法各有各的难处。照搬的容易失去族内的支持，分治的经不起上层动荡，融合的要动的东西最多、推动起来最费力，不解决的一垮到底。
在几十个政权里，有几个明显活得比别的长。把它们放在一起看，能看出几条共同点。
第一，都占住了一块边界比较清楚、能够自成一体的地区，而不是四面受敌、每一面都要分兵去守的地方。这里说的自成一体不是面积大，而是有一条可以退守的边、有一片可以耕种的腹地、有几座能囤粮的城，使得军队不必长年铺在路上。反过来看那些占住中原腹地的政权，疆域往往更大、城更多，却因为每一面都有对手，兵力被摊得极薄，一次败仗就可能连锁崩塌。这一点与上一卷讲汉武帝的边那一讲说过的道理相通：能被农耕人口住满、能编成户口的地方，才守得住。
第二，都做了一件很实在的事——把流散的人口重新登记，把荒地重新分下去。战乱之后最不缺的是无主的地和无地的人，谁先把这两样接上，谁就先有粮有兵。上一讲说过，南边多出来的人口是靠围垦与修陂塘一点一点安顿下去的；北边这一头，靠的是把无主之地分下去。
这一条还有一个不太起眼的配套：登记之后要有人去管。于是这些政权都得建起一套郡县，哪怕辖区很小、名号与前朝重复。一个政权只要开始认真登记户口，它就会自动长出一套文官系统，而这套系统一旦运转起来，就会反过来要求上面按规矩办事——因为账目要对得上，案子要有先例，官吏要有升迁的指望。这是武力换不来的东西，只能靠时间。
第三，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大族达成了安排。有的直接任用大族子弟做官，有的承认他们对依附人口的控制，有的干脆把地方治理包给他们。这是交换：政权拿到粮和兵，大族拿到官位和不被追查。
第四，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条——都比较早地停止了单纯的掠夺。一个靠抢维持的军队，走到哪里毁到哪里，走过之后那块地方就不再产出。凡是活得长的政权，重心都从抢那一头慢慢挪到了收这一头。
这第四条其实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抢和收的区别不只是道德上的：抢是一次性的，收是可持续的，而要能收，就必须让人愿意留在原地种地，这就要求秩序、要求可预期、要求承诺被兑现。也就是说，一个政权只要真的想长期收税，它就会被迫开始讲道理。
这一百多年里有一次差点成功的统一。
关中那个政权在几十年里陆续吞并了北方的其余部分，随后倾全力南下，试图一举解决南边那个朝廷。结果在一条河边大败，随即整个政权在几年之内瓦解，此前被它吞并的各部纷纷复国。
这次失败通常被讲成一场战役的偶然。这里要补的是另一层。
这个政权扩张得极快，但它扩张的方式是吞并而不是消化。被打败的各部保留着自己的首领、自己的部众、自己的编制，只是名义上归附；有的还被整批迁到国都附近，看似控制住了，实际是把几股离心力放在了心脏上。它的核心族群人数本来就少，摊到那么大的疆域上，每一处都不占多数。
这里还要补一句，免得与前面归纳的第一条打架。这个政权的起家之地本来正是自成一体的那一类，有边可守，有腹地可耕；可它一路吞并出去之后，边界四散，腹地也不再是一片，那一条优势就自己作废了。所以那一战的胜负确实有偶然，但一支由许多互不统属的部众临时拼成的大军，本来就经不起一次挫折。溃败之后各部立刻各自散去，不是因为士气，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各自的。
这里还有一层与南边的对照。上一讲说过，南边那个朝廷之所以能撑一百多年，恰恰是因为没有一家强到可以独吞，几家互相牵制反而稳定。北边这个政权是另一个极端：一家独大，把所有对手都收在自己旗下，看上去最强，实际最脆——因为维系它的只有一个人的威望和一连串胜利，两样都是会中断的东西。
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与前面几讲相通的道理。上一讲说过，制度不是能力，制度只是把能力组织起来的方式；这里可以补上另一半——规模也不是能力。规模可以靠吞并迅速堆起来，组织能力不能。
失败得这么多，是不是就等于白费了。
不是。这一百多年是一次大规模的试错，而试错的结果被后来者继承了。
第一，它试出了分治这条路的边界。这条路在短期内是最省事的：两边各按各的老规矩过，谁也不必先让步。可它也把一件事推迟了——两边始终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可以指着说这是我们的。等到上层出事，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两半拉住。
两套系统并行可以维持一时的稳定，但没法长久——因为它没有创造出一个跨越两边的共同身份。下一讲那次自上而下的融合尝试，正好针对的就是这个缺口。
第二，它试出了与当地大族合作的必要性与限度。合作可以换来粮和兵，代价是国家的册子越来越薄。北方后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重新清查户口、把依附在大族名下的人口拉回国家名册、按丁口授田——都是在这一百多年的经验上长出来的。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它让北方的统治者集团完成了一次转变。最初进入中原的那些人是以部落为单位的军事集团；一百多年之后，他们的后代里已经有相当一批人使用中原文字、依中原官制任职、按中原礼仪行事，同时仍然掌握着军队。这个既掌兵又通文的集团，是后来统一天下那个王朝的直接来源。
还有一样东西也在这一百多年里悄悄变了，值得单独提一句：文化的方向不是单向的。通常的叙述只讲进入中原的人如何被同化，可实际发生的交换是双向的——从草原和西北一路带进来的饮食、坐具、服装、乐器、军事装备，一样一样地被接受下来，而这些改变后来被整个继承下去，成了此后中国的日常。一个把这段历史只读成同化的人，会漏掉自己家里一半的东西。
换句话说，这一百多年里失败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政权，成功的是一个逐渐成型的统治方式。
第一个是把它简化为民族仇杀。杀戮是真实的，规模也很大，但把整段历史读成族群之间的复仇，会遮掉更基本的机制：多数冲突的双方都是混合的，军队里有各族的人，大族与这些政权合作是常态，同一族群内部的相互杀戮同样大量存在。
第二个是把这些政权一律看作落后的破坏者。它们中不少设太学、修律令、编史书、劝农桑，有的在文治上的用力程度不亚于同时期的南方朝廷。破坏和建设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往往是同一批人做的。
第三个是把十六国这个名目当作一个确切的数目。这个数目出自一部后来编成的书，它只收录了其中一部分政权，另有若干规模不小的政权不在其内。它是一个书名带来的习惯说法，不是当时的分类。
第四个误解与史料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载多数出自后来的整理，原始材料在战乱中散失极多；今天见到的很多细节来自后代史书的追述，而追述者往往站在最后的胜利者一边。上一卷讲王莽那一讲说过，关于他的记载几乎全部出自击败他的那一方；这里是同样的情形，而且失败者有几十个。
第一，那个数目本身。哪些政权算在内、哪些不算，历来有不同算法；本讲不采用这个计数，只在辨误时提到它。
第二，各政权族属的判定。记载中的族名与今天的理解未必对应，同一名号在不同时期指的人群可能不同，而且这些政权的统治集团多数是混合的。本讲一律不给族属下定义，只说来自北方与西北的非汉族群。
第三，人口损失与迁徙的规模。这一百多年的人口数字几乎完全缺失，各家估计相差数倍。本讲不引用任何人口数字。
第四，分治这一路的实际形态。记载中确有两套官制并行的例子，但它是否构成一种自觉的制度设计，还是各政权因地制宜的临时安排，有不同看法。本讲取后一种口径，即它是一种普遍出现的形态，不是一套被设计出来的制度。
第五，那次几乎成功的统一为什么失败。战役的偶然、扩张过快、核心族群人数太少、内部离心，这几项在不同研究里的权重差别很大。本讲把结构放在前面，但承认那一战的具体过程确有偶然成分。
第六，本讲第四节归纳的四条共同点。它们是从少数几个较长命的政权里归纳出来的，样本很小；而且这些政权之间差别也不小，把它们的做法并成四条，是一种简化。
第七，从抢转向收这个说法。它有材料支持，但把它写成一个可以指认的转折点是不准确的——多数政权是两种做法长期并存，比例逐渐变化。
第八，本讲第六节的结论。说这一百多年的试错被后来者继承，这个判断在制度层面有具体证据（户口清查与授田办法的延续），在统治集团完成转变这一层则更接近一种概括，难以逐条证实。
第九，本讲提出的几条一般性判断：一个政权只要开始认真登记户口，就会自动长出一套文官系统；一个政权只要真的想长期收税，就会被迫开始讲道理；规模不是能力。这几条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认知，也没有办法用这一百多年的材料逐条证成。
回到最初的问题。北方那些政权在做什么。
它们在做一件很难的事：用武力拿到了一片土地和一群人之后，想办法让这群人承认这是他们的政府。
这件事难在什么地方，这一讲已经拆开说了——收税要靠不认你的大族，管人要同时用两套办法，交班还没有统一的规矩。四类答案各有各的难处，几十个政权轮番去试。
而上一讲说的南边，面对的是一道镜像的难题。南边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能直接支配的地、人和兵；北边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被承认的资格。两边各缺一半。
有意思的是，两边补起来的难度并不对等。南边那一边的缺口是硬的：地和人不会因为你有名分就长出来。北边这一边的缺口是软的：承认这件事，是可以用时间换的——只要你不走，只要你按规矩收税、按规矩审案、按规矩用人，几代人之后，新的规矩就变成了旧规矩。
所以这一百多年虽然乱，方向却是清楚的。到这一百多年结束的时候，北方已经出现了一个疆域完整、有条件去清查户口的政权。它接下来要做的，正是上面说的那三样——按规矩收税、按规矩审案、按规矩用人。这三样在前面那一百多年里，只有少数几个政权认真做过一段，没有一个做到底。
下一讲就讲这件事，以及它究竟带来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