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这件事的难度摆出来。
这套说法来自很远的地方，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背后是一套完全不同的社会。它讲的很多事情与这里原有的规矩正面冲突：它要人出家，而这里最重的义务是奉养父母、延续后代；它要人剃发，而这里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它的僧人不向君主行礼，而这里的公共秩序是以君臣为轴排下来的；它说人生的根本处境是苦，而这里的主流学问讲的是怎么把日子过好、把天下治好。
按理说，这样一套东西进不来。它没有军队，没有朝廷支持，最初连一本像样的译本都没有。
可它进来了，而且不是浅浅地进来。几百年之后，这片土地上到处是寺院，有了一大批以此为业的人，有了整套依它建立的艺术，有了一批被它改造过的日常词汇。到这三百多年结束的时候，它在日常生活里已经不再被当作外来的东西——虽然在争论的场合，它来自外邦这一条始终还能被搬出来用。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部输入，此前没有过，此后到近代之前也没有过第二次。这一讲要问的就是它凭什么。
先说路线，因为路线决定了它最初被理解成什么。
它不是由传教团带来的，是搭着商路来的。中亚那条穿过绿洲城邦的通道上，走的是商队；随商队而来的僧人在沿途的城市落脚，先是服务于同乡的商人，然后才有本地人接触到他们。这个过程是一站一站、一代一代往东挪的，中间隔着好几种语言和好几个改写它的人群。
这就带来了第一个要紧的事实：最早进来的不是原样的它，是被中亚各地改造过的它。
第二个要紧的事实是它最初被当成什么。早期的记载把它和本地的方术、神仙、祠祀并列，看作一种可以延年却病、驱灾致福的法术；有的君主把它与本地一位古代圣人一起祭祀，当作同一类东西。也就是说，它最初不是作为一套关于世界的学说被接受的，是作为一套听说有用的技术被接受的。
这一点常常被当作愚昧的阶段一笔带过。可它恰恰是关键。
一套外来的东西要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不可能一开始就被正确理解——正确理解需要的前提条件，正是它进来之后才慢慢生成的。所以它必须先被误读，误读成一个本地人已经有位置安放的东西。误读不是它的障碍，是它的入口。
最难的一关不在传播，在翻译。
要把一套陌生的概念放进一种没有对应词的语言，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是借。找本地已有的、意思大概相近的词去对译。这条路容易懂，见效快，是早期普遍的做法。它的代价也很清楚：借来的词带着自己原有的意思，会把要表达的东西悄悄扭过去。用本地讲虚无的那套词去译，译出来的就像是本地那套学问的一个变体；读的人以为自己读懂了，其实读到的是自己原有的想法。
第二条是造。发现借词靠不住之后，后来的译者转而按原来的声音写成汉字，并且直接造新词。这条路一开始难懂得多，需要注解，需要讲解，需要一整代人去熟悉。但它保住了原意。
这一关走了好几百年，动用的人力极大——有组织的译场，几十上百人分工，一人诵出，一人转译，一人笔录，一人校订。这是这片土地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持续数百年的翻译工程。
要说明这件事为什么非得动用这么多人。译经不是一个人对着原本查字典就能做的：懂原语的人往往不通汉文的文理，文笔好的人又读不了原本；而佛典的论证极密，一句话里常有好几层限定，漏掉一层意思就全变了。所以译场的分工不是排场，是不得不然——它实际上是用一群人拼出一个既懂原意又会说汉话的人。这套办法本身后来也成了遗产，被一代代译经的人接着用。
它留下的最实在的遗产，是一批词。今天日常汉语里有大量常用词出自这次翻译，说的人早已不觉得它们是外来的。
这里有一个更一般的道理：一次真正成功的外来输入，最后会变得看不出是外来的。看得出来的那些，多半是没有真正进来。
它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进来了，可它成气候是在这三百多年。这不是巧合。
第一，原有的那套学问在一个特定的问题上恰好使不上力。上一卷讲独尊儒术那一讲说过，那套学问建立起来的是一套共同的论证语言，它的功能是让一个统一的国家里的人可以彼此争论、彼此说服。这个功能在这三百多年里并没有失效——它仍然是门第与做官资格的依据，仍然是唯一通行的那套话。使不上力的是另一件事：它最擅长回答的是怎么治天下，不是怎么面对一场落在自己身上的灾祸。
第二，这三百多年提出的正是它擅长的那个问题。战乱、疫病、迁徙、屠杀，一个人在其中被摧毁，往往找不到任何理由——他没有做错什么。本地原有的说法在这里是无力的：说天命，可天命看不出章法；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可眼前的事实反着来。
而它带来的那套办法，是把因果的账期拉长。一件在今生找不到理由的事，放到更长的尺度上就有了理由；而一个人此刻的忍耐与善行，也不再是白费的。这套说法是不是真的，这一讲不做判断；可以确定的是，它回答了一个当时最迫切、而本地原有的学问回答不了的问题。
第三，它来的时候，这里的上层正好有闲。本卷讲衣冠南渡那一讲说过，那批人有大量闲暇，把精力放在了书法、绘画、诗文、玄谈、山水上；而这套外来的说法，恰好给玄谈那一路提供了一批前所未见的、极难的题目。
三样凑在一起，它就站住了。
同一套说法，在南北长成了两个形状。
南边走的是与士人结合的路。僧人进入清谈的圈子——也就是前面说的玄谈那一路——与门第子弟辩论有与无、形与神、心与物；佛理成为一种可以显示才智的学问。这条路的一个标志性争论是僧人要不要向君主行礼——朝廷本来就弱，僧团因此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争论持续很久，也没有一次彻底压下去。
北边走的是与政权结合的路。开窟，造像，度僧，译经，多由官府出面组织，规模极大；朝廷设立管理僧众的官职，把僧团编进行政系统。这条路给了它资源和保护，代价是它从一开始就在国家手里。
这里可以看出一件与前面几讲相通的事。南边那场关于行礼的争论之所以能拖那么久，并不是因为讲道理的一方有多强，是因为那个朝廷对任何一样东西都压不下去——本卷讲衣冠南渡那一讲说过，那个皇帝没有兵、没有钱、没有人事权。一个什么都压不住的朝廷，压不住的不止是几家高门。
这个差别不神秘：它要适应的东西不同。南边要适应的是一个社会，北边要适应的是一个政权。
值得一提的是，北边那条路后来出的事也更大。凡是靠政权扶起来的，政权也可以随时收走；这三百多年里两次大规模的强制取缔，都发生在北边。
讲到这里必须转个方向，因为它不只是一套说法，它还是一大笔财产。
寺院有田，有依附于田的人口，有免除赋役的资格，有接受布施积累起来的资财，有的还放贷。一座大寺可以养活很多人，也可以让很多人在名义上归到它名下，从而离开官府的册子。
这就接上了本卷的主线。本卷讲三国那一讲数过四本册子——私人依附、世袭军籍、屯田册、世袭领兵，它们的共同点是都离开了郡县那条常规编户的线。这三百多年里又长出了一本，而且这一本还在继续长大。
要问的是人为什么愿意归过去。答案与本卷前面几讲说的是同一件事：归到寺院名下的人，免掉的是官府那一头要交的粮和要服的役，换来的是另一头的租课；哪一头都得交，可归到寺院名下不点兵。对一个随时可能被征去打仗的农户来说，这个差别是活命的差别。要说明的是，挂名归户的人与真正被那套说法说服的人，不是同一批人；本讲前面说的误读与苦难，讲的是后一批人。所以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上一卷讲东汉豪族那一讲说过，从册子上消失的人，并没有从社会上消失。这里又是同一个动作，只是接手的换成了寺院。
于是冲突就成了必然。这三百多年里那两次强制取缔，都伴随着对户口与寺产的清算：人被寺院占去了，地被寺院占去了，兵源和赋税跟着少了。这一头两次都在。
要说清楚的是，账目不是唯一的一头。这两次取缔各自还有别的成分：教理上的攻讦，不同信仰之间的竞争，以及华夷之辨这一路的指责。本讲想说的只是：这两次都有账目这一头。
先说改变了的。
第一是语言。前面说过的那批词，今天仍在用。
第二是问题本身。本地原有的学问关心的是人该怎么活、天下该怎么治，很少把意识本身、时间本身当作专门的题目来拆。这次输入带来了一整套分析这些问题的工具——极细密的心识分析，极严格的论证方式，以及一套讨论因果与时间的框架。此后本土思想的几次大变动，都在使用这批工具，哪怕使用者正在反对它。
第三是看得见的东西。石窟，塑像，壁画，塔，寺院的布局，以及随之而来的乐器与图样。这三百多年留到今天的实物，属于它的那一部分占了很大比重。
第四是一种新的组织形态。一个人可以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乡里，进到一处常住下来，此后按那里的规矩生活，衣食由那个团体供给。跨地域的组织此前有过，上一卷讲党锢与黄巾那一讲说的那个就是；可让人整个脱离原来的家、常住共居、终身如此，这一样此前没有过。
这一条值得多说半句。这个团体有自己的入会办法、自己的戒律、自己的裁断纠纷的程序、自己的财产和继承规矩，成员之间以师徒和同门相称，而这些称呼与家族里的辈分毫无关系。一个人进去之后，他原来的姓、原来的籍贯、原来的门第，在里面都不再是身份。在一个把出身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时代里，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寻常。
再说没有改变的。它始终没有变成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势力。僧团要登记，要受管理，要在朝廷需要的时候交出人和钱；它在南边争到过一些余地，可那余地来自朝廷弱，不来自它自己强。这一点与它在别处的命运很不一样，而原因不在它，在这里——本系列前面几卷反复说过，这片土地上的国家很早就习惯了直接面对每一个人；中间层被豪强、被门阀、被寺院填补过很多次，可长期看，没有哪一次变成一层能挡住国家的东西。
第一，传入的时间。关于最早传入的年代有多种说法，早期的几条记载多带有追述与神异的成分，可靠程度不一。本讲不给传入的年份，只说它在这三百多年之前就已进来、在这三百多年里成气候。
第二，早期被当作方术这个判断。它的依据是早期文献把它与本地的祠祀方术并列，以及若干祭祀的记载。但这些记载数量有限，能否代表当时普遍的理解，有不同意见。
第三，借词与造词这两条路。把翻译史概括成先借后造是一种简化：两种办法长期并用，不同的译者、不同的经典处理方式不同，也不存在一个可以指认的转折点。
第四，苦难解释这一条。说它因为回答了乱世的问题才兴盛，是一种功能性的解释，材料上不容易证成；也有意见强调它的传播主要靠上层的支持与译经的组织，与民间的苦难关系没有那么直接。两说都有依据。
第五，南北两条路的分法。这是就大势而言。南边也有官府主持的大工程，北边也有精深的义理讨论，把两边说成两种路数，会遮掉相当多的例外。
第六，寺院经济的规模。当时的寺院数、僧尼数、寺产数字多出自后来的追述或者带有论辩目的的奏议，各家相差很大。这一类数字本讲一律不引用，只说规模大到足以进入国家的账目。
第七，两次取缔的动因。本讲不给动因排序，只说账目这一头在两次里都在场。两次的具体背景差别很大，各自还有教理上的攻讦与不同信仰之间的竞争；就第一次而言，诏令的说辞本身讲的是华夷之辨与妖邪指控，并不指向财政户口。
第八，本讲第七节说的没有变成独立势力这一条。它是与别处的比较得出的，而这类跨文明的比较很难做实。本讲只把它作为一个观察提出，不作为结论。
第九，本讲第七节说进了那个团体之后原来的姓、籍贯、门第都不再是身份。这一条就制度上的规矩而言成立，实际情形未必如此——本讲第五节说的那些进入清谈圈子的僧人，被士人看重的原因里就包含他们的出身与家学。规矩上的取消不等于事实上的取消。
第十，本讲提出的几条一般性判断：一套外来的东西必须先被误读才进得来；一次真正成功的外来输入最后会变得看不出是外来的；一个什么都压不住的朝廷，压不住的不止是几家高门。这几条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认识，也没有办法用这一个案例证成。
这一讲也是这一卷的最后一讲，所以要把这三百多年一起收一下。
这一卷要回答的是：一个疆域极大、制度成熟的国家散了架之后，那些零件在没有中央的情况下怎么各自运转。
答案已经在前面几讲里给出来了。国家没有消失，是变小了——不是疆域变小，是它按常规那条线数得清的那一部分变小了，人被一本一本别的册子接走。掌握地方的那些家族接管了实际的治理，而一套本意相反的制度最后确认并加固了这种接管，使它变得合法。北方的政权用一百多年反复试怎么让被统治的人承认自己，最后找到的办法是走进对方的语言里去，而代价落在了掌握武力的那一批人身上。南方带着全套的制度和名分渡江，却因为没有可供支配的土地、编户和兵，只造出了一个精致而无力的社会。
而这一讲说的这件事，是又一样南北共同的、并且跨过了这三百多年的东西。政权换了一茬又一茬，它没有断；南北分成两个方向，它两边都在。
这一卷还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套把位置按出身分好的办法，究竟怎么才能换掉。南边没有换掉，被一场大乱砸掉了；北边把范围扩大了一次，却没有改变原理。真正的替代物要到下一卷才出现。它出现之后，门第并没有立刻退场，两样东西长期并行，替代的过程极为缓慢。
重新统一这片土地的那个王朝，是从北方那条线上长出来的。它要做的三件事，一件解决怎么选人，一件解决怎么把南北接起来，一件解决怎么把人和地重新对上。下一讲就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