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十来年通常被当作这个王朝、甚至整个帝制时代的高点。
这个评价不是虚的。登记在册的户口达到这个王朝历来的最高数字，耕地随之扩大；粮价长期低而稳定，几处大仓长年是满的，存粮多到要按年轮换才不至于放坏。疆域向西推得很远，沿途的驿路与军镇连成一线；都城成了一个各国人杂居的地方，宗教、乐舞、服饰、食物同时并存；诗文书画在这几十年里出的人和作品，此后一千多年被反复引用。
这些都要先承认。后面出了大事，不等于前面是假的。把一个时期的成绩当作事后灾难的伪装，是一种很省事也很偷懒的读法。
但这里必须立刻补一句方法上的话。上面列的那些指标，绝大部分来自国家自己的账本——户口、耕地、仓储、赋税，都是官府登记的数字。本卷讲三省六部与律令那一讲说过，这台机器有一条隐藏的时间线：它的精度从建成那天起就在缓慢下降。
所以顶点的高度里，有一部分是事情真的做好了，也有一部分只是账面上好看。这两样在同一本册子里，分不开。
这一讲要说的是：正是在这几十年里，这本册子和这台机器之间的距离，第一次大到了无法收拢。
先说最根本的一道。
先说这套办法是什么：把地按丁分下去，把税按丁收上来。本卷讲隋的三件事那一讲说过，这套办法的头一件事是把人找出来、登记造册；本卷讲贞观之治那一讲又说过，人少地多是这套办法最舒服的条件——地够分，那笔按丁定下的租调相对于一家的收成就不算重。
所以这套办法要站得住，得同时有两样：国家知道每个人在哪里，以及地相对于人不算太紧。几十年过去，这两样都松了。
人口在增，可以授的地不够分了。已经授下去的地，法令对买卖有严格限制，可实际上被典、被卖、被并的越来越多——一户人家遇到一次灾、一场病、一笔债，最快的办法就是把地押出去。禁令拦得住文书，拦不住这件事本身。
还有一层加速了这件事。按丁征的那一部分，一户人交多少看的是丁的数目，不看他手里还有多少地。地卖光了，丁还在，税照旧。于是对一个失了地的人来说，留在原籍是最不划算的选择——跑到别处去做别人的佃户，虽然要交租，却不再有那份按丁摊下来的国家赋役。制度自己在往外推人。
于是出现了大量在册子上有名字、在地上却找不到人的户，以及大量在地上种田、却不在这一处册子上的人。
朝廷做过一次大规模的括户，办法是给逃户一个自首的期限和一段免税的优待，把他们就地登记。就登记数而言，这次做得很认真，成绩也很大，短期内多出了大量新户。
但它是一次性的。本卷讲三省六部与律令那一讲说过那条天花板：这台机器对付账目失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重新清查一次；而清查需要的力量，越往后越不够用。括户之后又是几十年，册子照旧一年比一年虚。
后果很直接。按丁征收的那套办法，建立在一本已经不准的册子上；收不上来的那部分并不会消失，它会被摊到还留在册子上的人头上。而摊得越重，跑的人越多。
卷四讲东汉豪族那一讲说过同一个形状：加重留在册子上的那些人的负担，而负担一重，又有更多人选择去依附。这是一个自己给自己加速的循环。
第二道裂缝长在第一道上面。
原来的兵制与授田是一套东西：士兵从有田的人家里出，自备一部分装备，按班轮到都城或者边境上服役，役满回家种地。它便宜，因为国家不用养兵；它也安全，因为兵散在各地的军府里，平时不结成受某一个将领统属的常备野战军。
地一乱，这套办法就塌了。有田可归才肯去当兵，田没了，逃役的人越来越多，轮到的兵到不齐，到了的也不堪用。
替代办法是花钱雇长期服役的职业兵。这一步本身是不得不走的，也确实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边境需要的是常年在位、训练有素的部队，轮换的农民本来就不合用。
问题在配套，一共三样，每一样单独看都合理。
第一，职业兵长年跟着同一个将领，吃他的粮、听他的号令、跟他打过仗。忠诚的对象悄悄换了，而没有任何一条制度规定过这件事该怎么办。
第二，这些部队几乎全部摆在边境。内地承平多年，几个大城之外几乎没有能打的兵。一个国家把全部利刃朝外，背后就是空的。
第三，养这些兵要钱要粮，而从都城调度太慢。本卷讲三省六部与律令那一讲说过，都城与三千里外之间，消息一来一回要一个多月；对一支正在打仗的军队来说，一个多月足够输掉一场战役。于是合理的做法是把粮饷、屯田、转运和用人的权，一并交给边境上那个负责打仗的人。
这三样里，第三样最容易被讲成失误，其实它最难避免。本卷讲三省六部与律令那一讲说过，那台机器擅长处理常规，不擅长处理例外；而边境上几乎全是例外——哪一天开战、哪一路缺粮、哪个部落可以招抚，没有一样能等文书这样一来一回。把决定权放到近处，是唯一能让事情办成的办法。代价是：能办成事的那个人，同时也有了自己办事的本钱。
三样叠起来，结果是几个边境大区各自拥有兵、粮和人事，而这几个大区的兵力总和远远超过中央能直接调动的部分。
这里要说清楚：这不是谁的阴谋。每一步都是对一个真问题的合理反应，而且每一步在做的时候都被认为是效率的改进。
第三道在最上面。
上一讲说过一个先例：正式的程序可以被绕开，而且绕开之后国家照样转。这几十年把这个先例做成了常态。
前期还相当守规矩，中枢那几个位置轮换得快，合议是真的在议。后期变了：宰相长期由一两个人独任，一坐十几年，其余的位置成了陪衬。
一个人独任十几年会带来什么。所有上呈的信息经他一手，所有人事任免由他一言而决。本卷讲三省六部与律令那一讲说过，那道三省的程序解决的是差错——它让一个明显不妥的决定有三次被拦下的机会。三次机会都在纸上，可拦的人已经不在了。
还要补一句，免得把这一条读成某个人的品性问题。长期独任并不是有人偷偷篡权，它是被效率逼出来的：一个熟悉全部案卷、认识全部人事、能一口气把事定下来的宰相，办事确实比几个人反复商量快得多，而这几十年要办的事又特别多。越是能干、越是被信任，任期就越长；任期越长，能拦他的人就越少。这不是谁的错，是一条没有刹车的斜坡。
这一条与前一道裂缝是咬合的。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境将领的任用方式发生了变化：任期变长，一人兼领数镇，而出身与资历的限制放宽了。做这些决定的理由在当时都说得通，做决定的过程却已经没有人复核。
第四道在钱上。
面对越来越虚的册子，这几十年的当政者想了不少办法：括户，官府在丰年按价收粮备荒，改进漕运使江淮的粮能更快到北方，以及在食盐等几样必需品上试探性地插手。
这些办法都很能干，短期效果也很好。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不依赖那本按丁登记的册子。
这意味着一个方向上的转变——国家开始从别的地方拿钱，而不是从每一个丁口身上拿钱。这个方向后来会变成一次正式的改制，本卷后面还有一讲专门讲它；可在这几十年里，它是没有名分的、临时的、一件一件单独办的。
办这些事的人也要说一句。他们多数不是按常规任命的官，而是临时差遣：给一个名目，管一件具体的事，权很大，不受那套程序管。正式的官有品级，有对应的考课；这一类差遣两样都没有，只对派他来的人负责。这与上一讲说的那个局面形状相似——上一讲说过，她提上来的那批人只欠她一个人的情；差别在于那批人是有品级有考课的正式官，这一类不是。
这一样也要说句公道话：这些人多数很能干。正因为不受那套程序的束缚，他们才能在几年之内把漕运改顺、把仓储铺开、把新的进项收上来。一个办事的人，越是不受程序管，办得就越快、越漂亮。这句话既是对他们的称赞，也是对这件事的判词。
于是它成了上一讲那个先例在行政上的常规化：程序之外的办事方式，从一次权宜变成了一套长期并行的系统。
现在把四道裂缝并排看。
第一道，人从册子上挪出去了。第二道，兵从中央挪出去了。第三道，决策从程序里挪出去了。第四道，钱从常规的财政里挪出去了。
四道裂缝有一个共同的形状：每一道都是一个真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而每一个解决办法都把某样东西从那台机器里挪了出来。其中兵和钱这两道还有一个共同的去向：它们从对制度负责，变成了对某一个人负责——兵对将领，差遣官对派他来的人。
那台机器还在。文书照发，考课照做，律令照引，官员照升。只是它管的东西越来越少。
所以准确的说法不是盛世掩盖了危机。这四道裂缝造成的东西，恰恰就是盛世本身：把人重新登记上来撑住了户口的数字，花钱雇来的常备军撑住了边境，一人独任带来了政令的高效，新财源带来了充盈的国库。它们真的有效，而且正因为有效，才没有人去问这个方向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值得记住的道理：一个体制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它明显失灵的时候，而是它的临时办法特别管用的时候。失灵会逼人回头，管用不会。
最后要说一句公平话，因为把这几十年读成昏聩是不对的。
这几十年的当政者不是没有看见问题。括户是他们做的，兵制的改革是他们做的，财政上的新办法也是他们做的。他们看见的是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做的是每一个具体的解决，而且每一个解决在当时都被证明是有效的。
他们没有看见的是这些解决合起来在做什么。
这不是能力问题，是位置问题。一个人站在制度里面，看到的永远是一件一件的事；把这些事连起来看成一个方向，需要站在外面，而没有人能站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外面。
还要补一层。本卷讲贞观之治那一讲说过，那个开端之所以不可复制，靠的是一组一次性的条件，其中一条是一批敢说话、说得中的臣子。到这几十年的后期，那些条件一个也不剩了：中枢由一两个人独任，谏的通道形同虚设，而说话的成本变得很高。看不见方向已经够麻烦，看不见而又没有人能提醒，才是真正要命的。
这几个条件到齐之后，剩下的只是一个触发点。
第一，那些数字。户口、耕地、仓储的峰值数字全部出自官方账本与后来的追述，登记数与实际数之间的差距无法估计。粮价的记载同样出自官方与后世追述，且多带颂扬语气。本讲只说这些数字达到了这个王朝历来最高的登记水平，不把它们当作实际状况的直接读数。
第二，括户的成绩。新登记的户里有多少是真正的逃户、有多少是本来就在册而被重复计入、有多少是被摊派凑数，各家判断差别很大；对这次括户的评价也从大有成效到扰民无功都有。
第三，兵制转变的时点与性质。旧制什么时候实际上不再运转、新制什么时候成为主流，各家划的线不同；也有意见认为两者长期并行，不存在一次干净的替换。
第四，边境大区权力集中的程度。兵、财、人事三样是否真的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集中到什么程度，各镇差别很大，不能一概而论。
第五，独任宰相的影响。有意见认为长期独任提高了行政效率、这几十年的成绩恰恰有赖于此；也有意见认为它切断了反馈。本讲并列两说，取后一种作为叙述线索，但不认为前一种不成立。
第六，临时差遣这套办法的性质。它究竟是制度的败坏还是制度的演进，历来有相反的评价。本讲把它写成绕开程序的常规化，是就它与正式程序的关系而言，不含褒贬。
第七，那次括户是不是这一段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清查。这几十年里另有若干次范围较小的检括与整理，本讲把最大的那一次单独提出来，是为了说明这一类办法的一次性，不是说此外没有别的动作。
第八，本讲说这几十年的当政者看见的是每一个具体问题、看不见的是方向。这是本讲的读法。也有意见指出，当时确有人对边境权力集中提出过警告，只是没有被采纳；若如此，问题就不全在看不见，还在于看见了也没有能把它变成决定的渠道。这两种说法本讲并列。
第九，本讲第六节那条一般性判断——一个体制最危险的时候是它的临时办法特别管用的时候。这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认识，也没有办法用这一个案例证成。
第十，本讲把四件事并成四道裂缝这个结构。它是从结果倒着归纳出来的，当时人不会这样分类；四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比本讲写的更纠缠。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在顶点上出事。
因为那个顶点和那道斜面是同一样东西。
把人重新登记上来、把兵改成职业的、把决策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把钱从新的地方拿，这四件事同时做成了两件相反的事：它们让这几十年成为可以被记住的高点，也让这个国家的重量一点一点从那台机器上挪走。
到这几十年的末尾，账面上的一切都很好：仓是满的，兵是强的，政令是快的，钱是够的。而实际的情况是：国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人，中央手里几乎没有可用的兵，最上面的决定没有人复核，财政靠一批不受那套程序管束的临时差遣维持。
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时刻。
接下来发生的那件事，此后被反复用来给这段历史划界。可这一讲要留下的印象不是它有多突然，而是它有多不突然——前面四十年，每一步都走得有道理。
下一讲就讲那件事，以及为什么说它把这段历史劈成了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