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结尾说，北边那个收钱的政权后来自己出了事。事情是这样出的：它东北方向一个原先臣属于它的部族起兵，几年之内连败它的主力，眼看要把它整个吞掉。
这一边看见了机会。
机会的名目是这样的：北边那一片在这个王朝立国之前就已经割了出去，其中最要紧的那几个州，本朝从来没有据有过，历代都把收回它们当作最高的政治功业。现在那个占着它的政权正在垮，如果趁这个时候出手，就能把这件事办成。
于是有了一笔交易。这一边与那个新起来的政权约定：两家一同出兵，各打各的一路；打下来之后，那一片归这一边；而原先每年给旧对手的那笔钱，此后照数给这个新对手。
从账面上看，这笔交易极划算。钱一分不多花，只是换了个收款人；而拿回来的是一百多年没能拿回的土地和一个巨大的名分。
朝廷里有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一句老话：旧的那个对手已经打不动了，留着它，北边就还有一道屏障；把它拆掉，换来的是一个正在上升、刚刚证明过自己能打的邻居。这个道理不难懂，可它敌不过收复失地这四个字的分量。
上一讲说过这个分量是怎么来的：那份老约定在文书上承认了实力对比，可这个王朝的官方文书、士人的议论、朝廷的自我定位，从来没有承认这个对比的正当性。收复北边失地这件事，一百多年来始终是政治正确的话，也始终没有人真去做。现在机会突然摆在面前，一句一百多年没人敢驳的话，就变成了一项必须立刻执行的政策。而一项从来没有被验证过的政策，第一次执行就赶上了最高难度的那一种。
交易谈成了。而它成立的前提是一件从来没有被认真验证过的事：这一边的军队打得赢。
接下来就是验证。
这一边出兵北上，对手是旧政权在那一片的残余力量——它的主力已经被新对手打光了，剩下的是被困在孤城里、无粮无援的一支残军。
这一边打了两次，两次都败。第二次败得尤其难看，退下来的时候自相践踏，军资丢了满地。
最后那座城是新盟友打下来的。而按约定它该交给这一边，于是又有了一场谈判：新盟友把城里的人口和财物先搬空，然后把一座空城连同周边几处残破的州县交过来，条件是这一边每年再另加一笔钱。
所谓交过来的那一片，也要说清楚是什么。城里的工匠、富户和大部分居民已经被迁走，仓库搬空了，周边那几处州县残破不堪。这一边接手的是一片需要长期输血才站得住的地方，而为了接手它，每年的支出还比原来多了一笔。这笔账在拿到手的那一天就已经是负的；只有把它记成收复失地这个名分，它才是正的。
这一边接受了，并且把这件事当作一次伟大的胜利来庆祝。
这里要停一下，说清楚发生了什么。这不是一次军事上的失利，是一次展示。这一边用两次实战，向那个刚刚缔约的邻居完整地展示了自己的底细：这个国家极富，有的是钱；同时它的军队打不了仗，连一支被围死的残军都打不过。
这个刚刚崛起的政权，从这两仗里得到了它需要的全部信息。
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半已经由本卷前面几讲分几次给出；这一讲把它们凑到一处，再补上一样。
本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那四步：带兵的与调兵的分开，部队定期换防、将领不随部队走，最能打的部队集中在都城附近，出征时的统帅越来越多地由文臣担任。那一讲同时说明了代价——不是打不了仗，是打不了那种需要长期握有主动、需要一个统帅连续几年自行决断的仗。而伐取北边那一片，恰恰是这样一种仗。
那一讲还算过一笔代价是养人：为了不让失去土地的人变成流民，招进军队之后又不能裁，于是兵越来越多。人多不等于能打，反而使得每一个人分到的训练、装备和粮饷都更少。
本卷讲澶渊之盟那一讲，也就是上一讲，说过第三样：一个国家一旦发现钱可以解决问题，它就会越来越少地去解决那个让它不得不花钱的问题。一百多年不打大仗，最直接的后果不是军队变弱——军队本来就不强——而是没有人再认真去想它为什么不强。
还有一样是这几年里自己造出来的。就在缔约前后，东南爆发过一场大规模的民变，起因是朝廷为搜罗奇石异木而设的一套征调，把最富庶的那一带搜刮得民不聊生。平定这场民变，动用的正是西北边境上那支久经战阵的部队。等到北上取那一片的时候，这支部队刚刚打完一场长途平叛，人马疲敝。
这几样凑在一起，就是那两仗的结果。
军事上的底细亮完了，接下来亮的是另一样。
新盟友那一边有一位将领带着一座城归附了这一边。这一边收下了。而两家的约定里明明写着互不接纳对方的逃人——这一条正是上一讲说的那份老约定里就有的，两家缔约时也写了同样一条。
新盟友派人来索要。这一边先是否认，随后在压力下把人杀了，把首级送了过去。
这件事在军事上无足轻重，在别的方面却致命。它一次做完了两件事：证明这一边会毁约，也证明这一边毁约之后不敢承担后果。至于那些因此看清了这一边分量的降将，此后大多倒向了另一边。
一个既富、又打不了仗、又不守约、又不敢担后果的邻居，对一个正在上升的军事政权来说，不是盟友，是猎物。
两年后的冬天，新对手分两路南下。
第一次围城的时候，这一边的表现有过一次短暂的振作：都城守住了，各地的勤王兵陆续赶到，围城的一方兵力不足以久留，于是提出条件退兵。条件很重——巨额的金银、割让北边三座重镇。
朝廷答应了，随后又反悔；反悔之后，割地的诏令又发了下去；诏令发下去之后，三座城里的守臣拒不奉命。到底割不割，前后变了好几次。而在这中间，勤王的部队被遣散了，理由是养不起，也怕它们聚在都城附近生事。
半年后，对方第二次南下。这一次的情形与第一次完全不同：三座重镇的归属始终没有定论，北边一线的防御在半年的反复里没有加强；勤王的部队已经散了，再召集需要时间。都城被围之后，城里先是指望议和，随后寄望于一些不着边际的办法，最后连一场像样的抵抗都没有组织起来。这一次都城没有守住。
这里必须说清楚的是崩溃的速度。从第一次围城到都城陷落，不到一年；从那笔看上去很划算的交易算起，前后七年。一个存在了一百六十多年、人口和财富都远超对手的国家，在七年里输光了一切，最高层的人被整批掳走。
现在回到这一讲的问题。它那么富，钱到哪里去了。
钱一直都在。围城期间朝廷凑出的金银数额之大，本身就是这个国家财力的证明。可要说明的是，那个数额始终没有凑够对方开的价。
问题在于，钱不是万能的中介。
本卷讲宋代的钱那一讲说过，这个国家的财政是靠交易运转的：专卖、商税、海外贸易三条线，加上一套发达的信用与运输网络。这样一套财政有一个此前的王朝没有过的脆弱之处——一旦货币出问题、交易断掉，它没有退路。田赋再少，地还在那里；而市场一旦停摆，那几条线一起断。
围城正是市场停摆。运河被切断，商路断绝，都城里堆着金银而买不到粮食。钱在和平时期可以换来一切，在被围的城里换不来任何东西。
还有一层更根本。钱能买到士兵，买不到一支能打的军队；能买到粮草，买不到一个敢于拍板的统帅。本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那套设计把所有人都变小，因此在需要有人拿主意的时候，找不到那个人。这一次的实况正是如此：主战与主和在几个月里来回换手，前线的将领不知道该听谁的，而每一次换手都伴随着人事的清洗——本卷讲庆历与熙宁那一讲说过，此后几十年里中枢每换一次手，全国的法令就翻一次面。到这个时候，翻的已经不是法令，是战守之策。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这件事。这个国家在和平年月能从社会里取出多少，前面几讲已经算过。可在被围的城里，同样一笔钱要靠挨家挨户地搜刮才凑得出来，而搜刮本身又把城里最后一点人心刮没了。一个国家的财富，只有在它的税收机器还在正常运转的时候，才真是它的财富。
所以答案是：钱救不了它，因为钱只能解决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而这一次要解决的那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一直被用钱推迟着。
最后说评价，本讲不给谁该负责的总评，理由有三条。
第一条是记载的立场。关于这几年，成系统的叙述多出自事后追述，而追述者身处一个必须解释这场灾难的处境。要补一句的是，那套标准叙述在事发当时就已经成形——都城陷落之前，请诛几名大臣的上书就已经上了；追述者沿用它，并把它定了型：某几个人是奸臣，某位君主昏庸，某一派主战、某一派主和。这套叙述不能说全错，可它的功能是把一场结构性的失败归到几个人头上，好让别的部分不必被追问。
第二条是那套叙述里最流行的一说经不起追问：如果不与新兴的那一家结盟，就不会有这场灾难。这一条在事后看很有说服力，可它假定旧的那个对手还能起屏障作用。而旧对手当时正在被打垮，这个过程不是这一边发动的，也不是这一边能阻止的。真正可以追问的不是要不要结盟，是结盟之前该不该先弄清楚自己能不能打。
第三条最要紧：把这件事读成一次偶然的失误，会漏掉真正的问题。本卷讲这个王朝，是从它开国讲起的：它的设计、它的钱、它的两次改革、它买来的和平。这几样不是四件互不相干的事，是同一套逻辑的四个侧面。而这一次，四样一起到期。
可以确定地说的只有三件，而且这三件同时为真：这个国家的富庶是真实的，不是账面上的；它的军事无能也是真实的，不是被后人夸大的；而这两件事出自同一套安排。
第一，那笔交易的决策过程。反对的意见在当时是否如后来追述的那样有力，很难判定；相关的奏疏与议论多经后人编次，编次者本身有立场。本讲只说朝中有反对意见，不复述其内容。
第二，两次北伐失利的原因。本讲归给制度与部队状态；也有意见强调指挥上的具体失误、以及对手残余力量中确有能战之将。两说不互斥，权重难定。
第三，那场东南民变的规模与起因。它被平定的时间、动用的部队是清楚的；起因中那套搜罗奇石异木的征调占多大分量，各家看法不同，也有意见强调当地的宗教结社与赋役压力是更直接的原因。
第四，接纳降将那件事的分量。本讲把它写成一个转折点；也有意见认为新对手南下的决心早已形成，这件事只是一个现成的借口。两说都有依据。
第五，第一次围城时遣散勤王兵这件事。记载中有明确的抱怨，但遣散的规模与原因——养不起、怕生事、还是主和一方的主张——各本说法不一。本讲并列了前两个原因，不判主次。
第六，割让三镇的反复。诏令的发出与撤回在记载里可以排出次序，但每一次转变背后的主使者是谁，各本互相矛盾，且都带着党派立场。本讲只说反复，不指人。
第七，都城陷落的直接经过。这一段的细节在追述里出入极大，其中若干广为流传的情节出自笔记与小说，本讲一概不取。
第八，本讲第七节那个判断——这个王朝的富庶与它的军事无能出自同一套安排。这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表述。也有意见指出，失去北方产马之地、对手的作战方式、地理上无险可守，都是同样重要的原因，不必都归到那套设计上。本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的存疑里也留过同一个口。
第九，本讲收束处那条一般性观察——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未必来自同一处，有时甚至互相排斥。它是本讲从这一次失败里推出来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认识，也未必适用于别的体制。
第十，七年这个断限。本讲从缔约算起；若从更早的边事经营算起，时段要长得多。取七年是为了让因果看得清楚，这本身是一种剪裁。
回到最初的问题。一个这么富的国家，怎么会输成这样。
因为富和强是两样东西，而这个王朝用一百多年的时间证明了它们可以分开。
它的富是真的。它的城市、商业、书籍、学问，都长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高度。而它的富之所以能积累起来，恰恰是因为那套把所有人都变小的设计——没有一支军队能被某个人带走，没有一个地方能长期不听中央。一个不必天天提防内部的社会，才攒得下东西。
可同一套设计使得这个国家在面对一个不讲道理的外部力量时，找不到一个能替它作决断的人，也找不到一支能替它挡住的军队。它买过时间，买了一百多年；而时间用完的时候，它手里除了钱什么也没有。
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更一般的东西：一个体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和它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未必来自同一个地方，有时甚至互相排斥。这两样究竟怎么互相排斥，下一讲会说得更清楚。
不过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都城陷落之后，这个王朝的一支南渡重建，又活了一百五十年。它靠什么站住，这一百五十年里那套设计松开过没有、松开与收紧各付了什么代价，是下一讲要算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