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它能站住，靠的是三样东西，而这三样都不是它当初设计出来的。
第一样是地形。北边那片一马平川的平原丢掉之后，剩下的这一半恰好是骑兵最难打的地形——西边是连绵的山，中间是淮河与它两侧密布的水网，往南是长江。骑兵在这样的地方使不上劲，而这一边可以用船。此后一百多年里，几次真正挡住对手的战役，几乎都发生在水边。这一点当时人就看得很清楚：守长江先得守住淮河一线，而守淮靠的是把水系连成一片，用堰闸把平地变成不能跑马的地方。一件本来只是地理的事，被当作国防工程来经营了一百多年。
第二样是钱粮。本卷讲五代十国那一讲说过，等到统一重新到来的时候，南方能拿出来的钱粮已经压过北方；本卷讲宋代的钱那一讲又说过，这个王朝的财政靠的是专卖、商税与海外贸易这几条线，加上始终是最大单项之一的田赋。而这几条线的产地和口岸，绝大部分本来就在南边。也就是说，丢掉北方丢掉的是半壁疆土和一个巨大的政治象征，没有丢掉钱袋子。
第三样是那件最初被当作屈辱的事：卷五讲衣冠南渡那一讲说过，南渡的朝廷带来的是名分、制度、文书、学问和人，没带来土地、编户和兵。这一次是同一个形状。带来的那些东西看不见，可它们意味着朝廷一到南边就有一整套现成的官府、法令、账册和考试可用，不必从头造起。
三样凑齐，重建才有可能。而这三样里没有一样出自那套设计——地形是给定的，钱粮是几百年积累的，制度是别处带来的。
接下来是这一讲最要紧的一段。
本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拆兵权的四步：带兵的与调兵的分开，部队定期换防、将领不随部队走，最能打的部队集中在都城附近，出征时的统帅越来越多地由文臣担任。
南渡之后的头十几年里，这四步事实上都落了空。
朝廷自己在逃，都城不定，中央根本无力统一调度；能打的部队是各地将领在战乱中自己拉起来的；这些部队跟着自己的将领转战多年，换防无从谈起；而临阵的调度，事实上落在带出这些部队的将领手里。
于是出现了这个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东西：几支以将领的名字为号的大军，长期由同一个人统带，兵认将。
而它们能打。南渡之初那十几年里最要紧的几场防御战，就是这几支部队打的。不但能守，它们还打回去过，一度收复了淮河以北的一些地方。
这里出现了一个残酷的对照。上一讲说，那套设计使这个国家富而不强；现在把那套设计松开，它立刻就能打了。可松开的同时，另一样东西也回来了——本卷讲五代十国那一讲说过的那三条规则的第二条：军队效忠的是带它的人，不是那个位置。
战事稍稳，朝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兵权收回来。
办法与开国时那一次形似而不同。开国那一次是相持之下的赎买，交出兵权换来富贵，承诺被兑现了。这一次是在与北方谈成和议的同时进行的：几位大将被调进中枢，明升实降，交出部队；其中最能打、也最不肯罢兵的那一位，被以谋反的罪名下狱处死。
这件事在这一卷里的位置很特殊。本卷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过，这个王朝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斗争极其激烈，可失败的一方多数只是被贬到远处做官，很少被处死。而这一次死的是武将，不是士大夫——那条规矩从来就不覆盖武将。这一点值得说破：那条被反复称赞的宽厚，是有边界的。
收回兵权之后，那套设计基本恢复了原样：统兵与调兵重新分开，将领由中枢除授、随时可以调换，文臣坐到统帅的位置上。那几支以将领为号的大军被改编，番号取消，改由朝廷派下来的将官统带。此后一百多年里，这一边再也没有打出过前十几年那样的进攻。
所以这一卷最难回答的问题，在这里露了出来：这个国家能不能既安全又能打？它给出的答案是：打的时候松开，稳下来就收紧，而收紧之后就再也打不出去。
与收回兵权同时谈成的，是一份和约。
拿它跟本卷讲澶渊之盟那一讲说的那份老约定比一比，差别一目了然。老约定里两国君主以兄弟相称，边界维持现状，给出去的东西叫岁币；这一份里这一边称臣，割让了淮河以北，每年送出的东西叫岁贡。名分、土地、名目，三样一起降。
二十多年后，趁着对方内部生变，这一边打过一次，没打成，重新谈；那一次把称臣改成了叔侄之称，把岁贡改回岁币，数目也减了一些。再往后四十多年，又打过一次，输得更惨，条件也更差。
收兵权之后的这两次北上连起来看，是一条清楚的曲线：两次都失败，失败之后重新回到谈判桌，然后回到长期的对峙。
这条曲线有它自己的道理。主动出击需要的正是那套设计不肯给的东西——一个统帅在几年里连续自行决断，一支跟着他不换防的部队，以及一个不会在中途改主意的朝廷。这三样在那两次里都凑不齐。而只要出击失败，主和的一方就多一次证据，收紧的理由就更充分一分。
本卷讲澶渊之盟那一讲说过，一个国家一旦发现钱可以解决问题，它就会越来越少地去解决那个让它不得不花钱的问题。这一卷里这句话被验证了两次：第一次的代价是丢掉半壁，第二次的代价是这半壁也守不住。
不过要把话说公道。这几次和议换来的对峙同样是真的。第二次和议到下一次北上之间，没有再打过大仗，这在两个敌国之间不算短。
如果只看疆域和军事，南渡之后这一百五十年是一部失败史。可如果看别的，它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人、书与事都最密集的时期之一。
第一，经济重心的转移到这时候才算真正完成。此前几百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本系列讲过好几次；到这一段，南方不只是钱粮的主要来源，而是政治、文化、人口的中心本身。
第二，海外贸易的规模又上了一层。几处沿海港口设了专管的机构，按比例抽取实物，另有一部分由官府先行买下；往来的船只与货物之多是此前没有过的，朝廷甚至下诏奖励招徕外商有功的官员。造船与航海的本事也在这一段继续长——能远航的大船、隔舱、辨别方向的办法，用得比从前更广。一个丢了陆上通道的国家，把出路转向了海上。
第三，本卷讲理学那一讲说的那套学问，在这一段的后半走到了中心。它先是遭到过一次正式的打击，被指为伪学；禁令松弛之后不过几十年，它就得到了朝廷的正式追认，几位主要人物被列入从祀。它成为取士的标准还要再等，那是下一卷的事；可就留下文字的那一批人看，它在士人中间成为共同语言，就在那几十年里。
第四，纸币这条线在这一段走到了新的阶段：它由地方性的应急办法变成朝廷正式发行、在大片地区通行的纸币，成为财政里的一件常规工具——各路仍是各行其券，并没有合成一种；而本卷讲宋代的钱那一讲说过的那个毛病也照旧——一旦军费吃紧，最快的办法就是多印一些，到后期它贬得很厉害。
第五，印本书籍的普及、私人讲学的兴盛、地方志与家族谱牒的编纂，都在这一段达到新的规模。一个在军事上收缩的社会，在文字上极度扩张。
这几样合起来说明一件事：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史与它的社会文化史，可以走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把它们并成一条线来讲，是叙述上的方便，不是事实。
它是被一个此前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灭掉的。
值得注意的是过程。北方那个曾经打垮它的政权，后来被更北边新起来的力量打得节节败退；这一边又一次做了同样的选择——与新起来的那一家联手，灭掉旧对手。这与上一讲开头那笔交易几乎是同一个剧本。
可这一次要说得公道些。到那个时候，旧对手已经只剩残余，无论这一边做什么它都保不住；而新起来的那一家的进攻，也不是这一次联手才引来的。真正的差别在别处：就这一边而言，这个新对手开出的条件里从来没有对等共存这一项，它要的不是岁币，是整个天下。买和平这套办法，到这里第一次遇到了不肯卖的一方。
而这一边守了四十多年。在这个对手横扫欧亚的那几十年里，被它长期用兵而能挡这么久的，极为少见。守住它的，仍然是第一节说过的地形与钱粮，加上一批在长期围城中打出来的将领。西边那一段山地里的据点群修了几十年，靠的是把城筑在江边的山头上，粮从水路进，围城的一方既攻不上去也断不了粮道。这套办法一直用到最后。
最后覆亡的方式也值得记一笔。都城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出降了，可残余的朝廷一路南退，最后在海上打完了那一仗。这件事此后被反复书写，成了后世讲气节时最常用的一个例子。
这一卷从一个没有秩序的时代开始，到一个被彻底征服的结局结束。中间的线索是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怎样才能既不被自己人推翻，又挡得住外人。
讲五代十国那一讲说的是问题从哪里来：武力是唯一的通货，五十三年里皇位换手十几次。
讲杯酒释兵权那一讲说的是答案：把每一样可能变成刀的东西拆开、分散、互相牵制。这个答案解决得极干净，代价是造出了一把锁——它挡得住一切坏事，也挡住了一切需要冒险的好事。
讲宋代的钱那一讲算的是这把锁的账单：官要成倍地设，兵招进来不能裁，于是一个空前富庶的社会配上一个常年为钱发愁的政府。
讲庆历与熙宁那一讲问的是能不能改：两次认真的尝试，一次从人入手，一次从钱入手，撞在同一堵墙上——不集中权力办不成事，集中权力就触犯了这套体制的根本。
讲理学那一讲说的是力气还可以往哪里使：一批读书人转身去追问天理与人性，把功夫下在人身上。这条路的开端与那两次改革大体同时，而它成为一批人的共识，是在改不动之后。
讲澶渊之盟那一讲算的是另一笔账：每年一笔钱换来一百多年太平，钱上极合算，代价是让一个更难的问题一年年被推迟。
讲靖康那一讲是这些账同时到期的那一天。
而这一讲说的是：同一套逻辑在南边又运行了一遍，结论也一样。
第一，南渡能够站住的原因。本讲给了地形、钱粮、制度三条；也有意见强调对手当时的政治重心仍在北方、并不打算立刻南下统治，以及水土与疾疫对北方部队的限制。几种解释并不互斥。
第二，那几支以将领为号的大军的性质。它们的独立程度、粮饷的来源、与朝廷的关系，各家判断差别很大；把它们说成藩镇是过头的，说成纯粹的国家军队也不准确。本讲不为它们的性质定性，只说它们长期由同一个人统带，临阵的调度落在带出它们的将领手里，拥兵自重的苗头出现过。
第三，收兵权与那次处死。关于罪名的构造、动机中议和占多大分量，是这一段争论最激烈的地方，而现存记载多出自后来为其平反的一方。本讲只叙述结果，不复述过程，也不判动机。
第四，收兵权之后那两次北上失败的原因。军事准备、后勤、内部掣肘、对手的实力，各家给的权重不同；本讲把重心放在那套设计不肯给的几样东西上，这是一种取舍，并不是说其余几项不起作用。
第五，那套学问在这一段的地位。从被禁到被追认，事实清楚；但它在士人中间的实际影响有多广，各家估计差别很大，因为留下文字的本来就是接受它的那一批人。
第六，一百五十年这个说法。本讲从南渡那一年算到最后一战，共一百五十二年；若从北方都城陷落算起或到别的时点为止，会得出略有出入的数字。
第七，最后那次联手。本讲说旧对手当时已保不住，这是就实力对比而言的判断；也有意见认为若不参与，这一边至少可以晚几年直面新对手。这个反事实无法验证。
第八，本讲第五节那个判断——政治军事史与社会文化史可以走在不同方向上。这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表述；它也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把两者说成互不相干。
第九，本讲把这一卷读成一个关于安全与能力如何取舍的故事。这是一种读法。它的风险是把很多与这条线无关的事情挤到边上，比如这一段的技术、宗教与日常生活。
回到最初的问题。
它能站住一百五十年，是因为在最危急的那十几年里，它被迫把那把锁打开了一次。它没能更进一步，是因为危急一过，它立刻又把锁扣上了。
这不能简单说是短视。本卷讲五代十国那一讲说的那五十三年，是这个王朝一直没有放下的一根刺；而锁打开的那十几年里，将领拥兵自重的苗头是真的出现过。朝廷担心的事情并不是幻想。
这就是这一卷留下的那个问题，而它到最后也没有被解决：一个体制用来防内乱的办法，和它用来御外侮的办法，方向正好相反。前者要把力量拆散，后者要把力量集中。而没有哪个体制能同时把两件事做到极致。
这个王朝选了前者，并且把它做到了历代少有的彻底程度。它换来的是三百多年没有一次成功的篡位，是一个空前富裕、空前有文化的社会，以及两次在外敌面前的崩溃。
选择是有代价的，而代价往往不在做选择的那一代人身上显现。
下一卷要讲的，是从北边来的那些力量自己的故事——它们从哪里来，怎么组织，怎么统治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地方。本卷讲澶渊之盟那一讲说过，这个天下不止一个中心；从那以后，这件事越来越是常态。中国史于是不再只是中原王朝的历史。而讲完了它们，才谈得上讲后来那个把两边合成一个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