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结尾说，这几件事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直到有一年，它们同时到了。
这一讲先把四条线分开摆出来，再看它们怎么缠上的。
第一条是钱。这个王朝的财政本来就紧，从这时候起变成了年年不够、年年加。
第二条是天。北方进入了一段异常寒冷干旱的时期，旱、蝗、疫接连而来，持续了十几年。
第三条是人。西北先乱起来，起初是几股饥民和溃兵，后来滚成了席卷半个国家的大军。
第四条是东北边外新起来的那一家。它从一个部族联盟起步，二十几年里把东北一片一片打了下来，逼得这个王朝把最大的一笔钱和最能打的兵都放在那个方向。
这四条线的头都不难找。难的是它们绞在一起之后的样子——因为到那个时候，每一条线的解药，恰好都是另一条线的毒药。
先说钱，因为后面三条都要从这里取。
上一讲说过，这个王朝的价值尺度是银，而银不是它铸的、不是它出产的、也不是它放进来的；这个国家的钱够不够用，取决于几条它管不着的海路通不通。这几十年里，那两条路先后出了事——东边那个岛国收紧了对外通商，南边那个中转港几度断绝；而南边那条路背后的源头，新大陆那一头的产出，也不如从前。流入的银子少了。
同时要花的钱多了。东北边外那一家一年比一年逼得紧，边饷从一笔临时的军费变成了一项常项。
于是朝廷加派。头一次加是为了东北的军费，此后又为剿贼加了一次，为练兵再加一次。三次加派叠起来，每一次都不算很重，合起来却成了压垮许多人家的那一份。
这里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加派这一个办法。
上一讲讲的那些东西可以回答。这几十年里这个国家最有钱的地方，是江南那一片织造、贸易与市镇；最赚钱的行当，是海上和长途商路。可上一讲说过，这个王朝对那些几乎都没有伸手——不铸银币、不为市镇设治、海贸只在一处收些微不足道的税。它既没有从那里收税的成例，也没有一套能从那里收税的办法，更没有一批熟悉那里的官。
结果是：当它急需一大笔钱的时候，它唯一认得的钱袋子，是册子上的田和丁。
而册子上的田和丁，恰恰是被旱、被蝗、被兵灾压得最狠的那一批人。
于是第一条线和第二条线接上了。
北方这十几年的天气极坏，坏到连年成灾：旱情接着旱情，蝗灾随之，末尾几年又大疫。范围之广、持续之久，都远出寻常年份。
上一卷讲元为什么只有九十七年那一讲说过，把王朝更替归给气候是近几十年才流行的一种读法，它的证据是统计性的，不是逐案的；那一讲给自己那一段下的判断是，天灾是引信，不是炸药。这一讲沿用这个分寸，只是这一次的引信接在另一处——那一次的路径走的是治河征发，这一次走的是加派与追比。
路径是这样的：天灾使一片地方的人交不出粮；交不出就欠，欠到一定程度就要被追比；追比不过就逃。逃出来的人无地无粮，只有两条路——饿死，或者跟着能弄到粮食的人走。
这条路径的每一环都在记载里，不需要靠统计去推。所以这一讲把气候当作一个真实起作用的变量，而不是一句带过的天时。
但也要把话说全。蠲免的诏令下过不止一次，能不能落到地里是另一回事。同样的旱情，如果碰上一个能开仓、能减免、能把粮从有余的地方调到不足的地方的朝廷，结果会很不一样。这个王朝在这几十年里做不到，不完全是因为不想——是因为钱不够、驿路不畅、地方官出缺、而每一条政令都要在讲内阁与宦官那一讲说的那套三方结构里走一遍。
天不管一个王朝的死活。它只是把这个王朝已有的毛病，一次全部照出来。
第三条线的起头，有一件小事值得单说，因为它把前面两条线怎么变成第三条讲得最清楚。
朝廷缺钱，要省。有人提议裁撤一部分驿站，理由是驿传耗费大、冒滥多。这个提议合情合理，也确实省下了一笔。
上一卷讲驿站与白银那一讲说过，那张覆盖极广的驿传网络是接手过来的遗产之一，而站户的负担一直是真的。现在朝廷把其中一部分裁了。
裁下来的人里，有一部分回到的正是那片连年大旱的地方。
后来搅动半个国家的那几股力量里，就有从这条路上出来的人。
这件事本身当然不足以解释一场席卷半国的动乱——不裁驿站，动乱一样会来，因为造成它的是旱、是加派、是欠粮追比。这里要说的是那个形状：为了应付第一条线而做的一个合理决定，替第三条线添了柴。
此后的十几年里，这个形状反复出现。
朝廷要剿贼，就要加饷；一加饷，从贼的人就更多。朝廷要调兵去剿，可能打的兵都在东北那个方向；从那里抽兵，东北就危险；不抽，剿不动。招抚过几次，招抚要粮，粮不够，招过来的人再反，而且这一次他们知道了官军的虚实。
每一步都不是昏招。每一步单看都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做的选择。可它们合起来，是把绳子越勒越紧。
第四条线要单独说，因为它和前三条的性质不同。
上一卷讲的那几个北边政权，面对的是本系列反复出现的那道题：一小群人怎么统治一个大得多的农耕社会。东北边外这一家从一开始就在做同一道题，而且它做题的方式，是把前面几家的答卷都看过一遍。
它起兵时是一个部族联盟，靠的是本系列前面讲过多次的那些东西：能打、机动、首领亲自带兵。可它很快多了一样——它一边打，一边接收。打下一片农耕地区，就把那里的官府、册子、工匠和读书人一并接过来用；它照着南边的样子设六部、开科举、编户口，同时把本族的编制原样保留在军事那一头。
这正是上一卷开头那一讲说的两份答卷的合并版：分开治那一份保住了武力，搬进去那一份管得深，它试图两样都要。它做得成不成，是下一卷的题目。
对这一讲要紧的只有一条：这个对手不是一群来抢一票就走的人。它要的是这片土地，而且它每年都在把自己变得更像一个能治理的国家。
于是这一边就没有了拖字诀。此前几百年对付北边的老办法——给钱、和亲、互市、拖到它自己内乱——对这一家都不太管用，因为它内部的继承虽然也出过乱子，却没有散。
一场大败之后，这一边在东北转入守势，此后二十几年一直在花大钱守。而钱要从册子上的人身上加，加下去又生出更多流民，流民要兵去剿，兵又在东北抽不动。
四条线到这里全部接上了。
现在把这四条并起来看。
一个简单的说法是：这个王朝同时遇上了外患、内乱、天灾和财政危机，任何一样都够呛，四样一起来，撑不住。
这个说法没有错，可它漏掉了最要紧的一层——四样不是简单相加的。
真正致命的是它们互相供养。东北要钱，加派；加派逼出流民，流民成寇；剿寇要钱，再加派；要兵，从东北抽；东北一松，那边就压过来，于是又要钱。天灾把每一环的余地都收窄：本来还能交上的交不上了，本来还能招抚的招不住了。
这是一个越转越紧的圈，而这个王朝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跳出这个圈的办法。
它为什么找不到，前面几讲已经把话说得差不多了。
它没有钱的第二个来源，因为最有钱的那一部分长在册子之外——那是上一讲说的。
它没有一个能一口气把几件事统筹起来办的位置，因为那样的位置两百多年前就被撤了，而唯一一次有人把三方串起来办成事，那个人身后被抄了家——那是讲内阁与宦官、讲张居正那两讲说的。
它的决策要在拟票、批红、驳回三方之间走一遍，而这三方在最后那些年里彼此攻讦不休，谁提一个办法，反对的人先问他有没有资格提。
最后那位皇帝并不怠惰。他勤于政事，在位十七年，换过的大学士以几十计，杀过好几位统兵的大员。换得越勤，越没有人肯担事——因为担事的人下场都不好。上一卷讲元为什么只有九十七年那一讲说过，中枢频繁更替使它无法连续做任何一件需要几年才能见效的事。这一次的原因不同，结果是一样的。
最后那一年，一支流民出身的大军从西边打进都城，皇帝自尽。而在此之前，守着东北那一路的将领已经被一道两难卡住：奉调入卫，就要弃了关外的地；不奉调，都城无兵可用。都城陷落之后，他放东北边外那一家入了关。
这一年之后的事，是下一卷的开头。
这一卷从一个开国者讲起，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一个把权力集中到极限的体制，实际上是怎么运转的，又是怎么散掉的。
讲朱元璋那一讲说的是那一步：把最高位置底下那一层整个撤掉，写进不许更改的家法。此后再没有一个正式的位置能名正言顺地统辖百官，代价是那件必须有人做的事从此没有了名分。
讲永乐那一讲说的是这套办法的最好状态：所有线头接到一个位置上，而那个位置上坐着一个做得动的人，于是做成了一连串前人没有做过的大事。可外向的那几件一样也没有变成制度，因为没有一样同时有本职的衙门和常设的财源。留下来的是另几样：都城的位置、那条粮道，还有那几个殿阁职位——而头一样正是这一讲第四条线为什么变得要命的来处：一旦北边失守，失的不是边地，是国都。
讲内阁与宦官那一讲说的是那件没有名分的事最后落到了哪里：拆成两半，一半给拟票的文臣，一半给下笔的内官，再加上有明文却品秩最低的科道，凑成一个谁也不能单独办事的三方。
讲张居正那一讲说的是这套办法的极限：一个人把三方接成一串，十年里办成了此前办不动的事；他死后人被清算，可他改过的那几样做法留了下来，因为它们已经变成别人分内要用的东西；也有没留下的，那两样从来没有写进条文。
讲晚明那一讲把镜头转到朝堂之外：白银、市镇、士人与话语都在松动，而它们全部长在这个王朝的册子之外，这个王朝对它们几乎都没有伸手。
而这一讲说的是：当这个只认得册子的体制真的需要一大笔钱、一批能担事的人和一个快速的决断时，它三样都拿不出来。
这一卷合起来是一条很直的线。开国者要的是一件可以被一双眼睛看住的东西，他做到了；两百多年后，这个国家最要紧的那些东西，全部在那双眼睛看不见的地方，而那双眼睛已经不会看别的了。
第一，白银流入减少与覆亡的关系。这几十年海外白银流入下降是有材料支持的；但把它作为覆亡的主因还是众多因素之一，各家权重差别极大，近年也有研究质疑下降的幅度与时点。本讲把它列为财政困难的一个来源，不作主因。
第二，气候这一条。本讲沿用上一卷那一讲的分寸——天灾是引信，不是炸药——只是把引信接在加派与追比这条路上。这仍然是一种读法；把王朝更替整个归给气候的那种解释，它的证据是统计性的，本讲不采。
第三，三次加派的实际负担。定额本身不算重，可实际征收中的加耗、折算与摊派往往数倍于定额，而这一层的记载零散，各地差别很大。本讲只说合起来足以压垮许多人家，不给数字。
第四，裁撤驿站与那场动乱的关系。这件事在后世的叙述里被反复提起，其中一部分带有明显的因果暗示。本讲只说它替一条已经存在的线添了柴，不作为起因。
第五，那几股力量的性质。一说是被逼反的饥民，一说是有组织的流动军事集团，一说前后有过转变。三说各有材料，本讲取第三种作为叙述线索。
第六，东北边外那一家早期的制度。它接收中原制度的程度与时点，各家判断不同；本讲说它试图把两份答卷都要，这是本系列的框架，不是当时人的表述。
第七，最后那位皇帝。频繁更换大臣、诛杀大员是清楚的；至于这是性格问题还是那套体制在极端压力下的必然表现，各家看法不同。本讲取后一种作为线索，不否认前一种。
第八，那位守关将领的选择。他的动机与这一步的分量，是这一段争论最多的地方，而现存记载多出自后来各方的辩解。本讲只认弃地与入卫这道两难，不判动机，也不评这一步的轻重。
第九，本讲第六节那个互相供养的圈。这是本讲用来组织材料的框架。它的风险与上一卷末讲那个框架一样：任何一个覆亡的王朝，事后都能被说成落进了某个恶性循环。要防的是把事后看得清楚的关联，当成当时人本可以看清的东西。
回到最初的问题。
四条线是怎么绞在一起的。答案不在四条线本身，在那个把它们接起来的东西——这个王朝应付每一条线的办法，都要从同一个地方取钱、取人、取决断，而那个地方早就撑不住了。
于是每一次合理的应对，都在别处添一分压力。这不是谁昏庸，是一个只剩一条路的体制在被逼着一路走到底。
这一卷开头那一讲说，开国者要的是没有人能占住那个位置。他做到了，而且做得极彻底。可他同时也做成了另一件他没有打算做的事：他让这个国家只剩下一双眼睛，而那双眼睛只认得田、丁和户等。
两百多年里，这双眼睛看住了它想看住的东西——再没有一个正式的位置能名正言顺地统辖百官，没有藩镇，没有武将篡位。清单上也不是没有失手的：分封那一样，开国者死后一年多就发作了，三年之内打进了都城。可失手之后它被补上了，此后的宗室再没有兵。
同一段时间里，它没有看见的东西长了起来：海上的银，江南的机户，跑长途的商人，一大批有学问而没有位置的读书人。到最后，它要用的钱和人，都在它看不见的那一边。
一个王朝的崩溃，很少是因为它防范清单上的哪一条最后没防住。多数时候恰恰相反：清单上的那几样，出过事的补上了，没出事的一直看着；它死在一件从来没有列进那张清单的事情上。
不过故事没有到此为止。
入关的那一家，正是上一卷那道题的又一位答题者。它要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一小群人怎么统治一个大得多的农耕社会——可它手里多了一样前面几家都没有的东西：前面几份答卷它都看过；而刚刚垮掉的这一个，它是当作反面教材看的。
它会答得更好吗。它避开了哪些坑，又踩进了哪些新的。那是下一卷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