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卷结尾说，入关的那一家是这道题的又一位答题者，而它手里多了一样前面几家都没有的东西——前面几份答卷它都看过。上一卷还给过它一个称呼：两份答卷的合并版。它一边打一边接收，照着南边的样子设六部、开科举、编户口，同时把本族的编制原样保留在军事那一头，试图两样都要；至于做得成不成，那个问题留给了本卷。本讲来接它。
先复述题面。卷八开头那一讲说得很清楚：征服者的力量来自流动的、以部族为单位的生活方式，被征服者的财富来自定居、耕种和账册。照搬对方那一套，自己那点武力很快就没了；不照搬，就收不上税。
那一讲给了两份答卷。第一份不合并：两套官府分开治，兵出部族。它保住了武力，代价是管不深、人心不附、继承常出乱子。第二份搬进去：把本族的军事单位迁入农耕地区，全套接手中原制度。它管深了，代价是武力在几十年里散掉。那一讲写明了散掉的机制。不是他们下地劳作，是分到的地自己不耕、租给当地农户；有田有租，骑与射就不再是活下去的必需。
卷八末讲还说过第三家：它既不肯站在外面，也没有真正走进来，从建号到退出都城不到一百年。
现在轮到这一次。它的路子不是在两份答卷之间取一个中间值。它做的是另一件事——把那道题拆成了两半。
前面几家吃亏的地方，在于把两样东西绑在了一起：怎么治国，和自己是谁。第一份的统治集团始终待在外面，治国这一头就做不深；第二份两样都换成中原的方式，自己是谁这一头就没有了。
这一次把它们分开处理。
在治国的技术上，它几乎全盘接手，而且接手得极快。入关的头几年里，六部照旧，州县照旧，科举照旧，赋役照旧。上一卷讲那次赋役改革的那一讲说的折银征收，它没有走回头路；账册和吏员也大体是原班接过来的。它甚至开馆修前一个王朝的史，把它认作一个正统的、已经结束的王朝。
它也不是一动不动：入关头一年就下诏免掉前一个王朝末年为打仗而加的那几项摊派，只按旧额征收——改掉的是招人恨的那一层，留下整套征收的骨架。
而在自己是谁这一头，它做的正好相反：把本族与最早归附的几支编成旗籍，另立一套户口、一套法律、一套升迁的路子。这些人陆续驻到各处要地，与当地人分城而居；婚姻、诉讼、科考都另有条例。
一句话说完：治理的内容全盘接受，身份的界线一寸不让。
这两件事看似矛盾，其实是同一个判断的两面：统治一个大得多的社会靠它现成的办法，不被它化掉靠不让自己的人融进去。前面几家的做法里这两样总是一致的，这一次让它们不一致。
身份那条界线，最硬的一处不在旗人这一边，在被统治者那一边。
入关的第二年，朝廷下令所有男子改从征服者的发式与衣冠，限期执行，违者以抗命论。
这个时点本身说明问题。入关当年也下过一次，遇阻就收了回去；收回又重下，中间隔着一场把长江下游一线拿下的战事。它不是在最需要人心时提这个要求，是在腾出手之后才提的。
这道命令引发了入关以来最激烈的抵抗。此前一年多，许多地方是望风而降的：赋税照缴、官照当，换个朝廷而已。剃发令一下，江南好几座城起来死守，攻破之后遭到屠戮。要说清楚的是，此后被反复书写的那几处惨案里有一处在剃发令之前，起因是南下的战事本身，不能一并算在这道命令账上。屠城是确凿的；至于死了多少人，各家数字差别极大，多出自后来追记，本讲不给数目。
要问的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一件事上不肯让步。
本讲的读法是：它要的不是发式，是一个每天看得见、谁也回避不了的服从标记。一个人可以在心里不服，可他每天顶着这个样子出门，出一次门就等于承认一次。这个标记还把顺与逆变成当场可辨的两类人，省去朝廷查各人心里想什么。
要注意这道命令抹掉的恰恰是一条看得见的差别，而本讲又说界线一寸不让。两句话在两条轴上：要齐一的是姿态，好让服从看得见；要分开的是户籍、律例与驻防。
也要看到它让步的地方。当时流传一套说法，把该从与不该从分条列开：男子从而女子不从，生者从而死者不从，读书人从而僧道不从。这套说法未必是正式条文，可实际执行里确实留了这些口子。
合起来就是这道命令的分寸——标记本身寸步不让，标记之外的名分尽量不争。
同一段时间里，它伸出的另一只手方向完全相反。
入关之后很快定下开科章程，第二年即开科，此后照常，取中的照常授官。取中的人读的还是那几部书，朝廷的祀典也照前朝行；大量任用降附旧官，从中央到州县，办事的多数还是原来那批人。又过几年，六部每部设两位尚书，一位出自本族，一位出自被统治者那一边——名义并列，实际上前者说了算，可这个安排本身就在告诉士人：这里有你们的位置。
这只手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几十万人的统治集团管不了一个大出许多倍的社会的日常。它必须让原来那批管事的人继续管事，而要如此，就得留下他们原来那条上升的路。这条路的分量怎么估都不过分：一个读书人一生的安排、家族的指望、他在乡里的位置，都系在这套考试上。断掉它，等于把一整个阶层推到对面去；照常开它，等于告诉这个阶层：改朝换代动的是上面那几个位置，不动你脚下这条路。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组合：同一个朝廷，一手在江南屠城，一手在江南开科，被屠的城与来应考的士子往往就在同一片地方。本讲把这两件事读成方向相反、同时进行的两手——暴力划界线，科举收人心。要提醒的是这只是一种读法，不是当时人的自述；两手更可能是一件件应急处置的结果，未必出自事先想好的分工。
这只手是有效的。士人这一层的抵抗渐渐平息，他们重新进入这套体制，替新朝办事、修书。
回到身份那一头。这一节要先纠正一个流行的印象。
通常的说法是，这个王朝一开始就规定本族人不许务农经商，专以当兵为业，由国家养起来。事实不是这样。入关之初它走的恰恰是第二份答卷的老路：在都城周围大片圈占民田，分给王公与兵丁，按丁授地。用意很明白——让份地成为本族人主要的生计来源。
结果几十年里就看出来了。那些地多数没有自己耕，租给当地农户，或者干脆典卖出去；地卖了，产业没了，人还是穷。卷八开头那一讲写过的头半段重演了一遍。所差的是那一次安稳收租，这一次连地也保不住，而且还没有走到那一段的终点。
真正定型的那套办法是被这个失败逼出来的，而且是几十年里一件件补上去的：不得务农、做工、经商，钱粮由国家按缺发放。两件事的形状正好对照：第二份答卷散在有田有租之后，这一次的落点是这条路被堵死。
还要说明一件事，否则这一节太干净：这个王朝的常备武力从来不止旗兵一支——归附的旧军队被成建制改编，另立营伍，另用一色旗号，分驻各地，人数是旗兵的好几倍。守土、缉盗、平乱，多数日子靠的是这一支。旗兵是压阵的，不是唯一能打的。
这套办法头几十年是奏效的。可它内含一个此前几家都没有过的东西，这里要说得重一些——这是一个被制度规定不能自己谋生的群体，而且这个群体只会越来越大。
人是要生的。第一代几十万人，几代之后翻了几倍，可饷跟着兵缺走，缺有定数，不跟着人口涨。占不到缺的，既不许谋生，也没有饷。后来并非没有动过它，准人出旗为民、遣人回边地屯种，办法出过好几轮，可都收效有限——动得太狠，就是动这套办法的根基。
这一条现在还看不出坏处。它的后果要到本卷后面几讲才发作。
入关不等于坐稳。真正的那一关在将近三十年之后。
平定南方靠的是几支降将的军队。这几支人马原是前一个王朝的边将，成建制归附，熟悉那一套军制与人事，也肯打。仗打到哪里就留驻到哪里。事成之后被封在南方几处，各拥重兵、各管一片，赋税自征，官吏自任。朝廷还要年年从别处拨饷去养他们，当时就有天下钱粮一半耗在这几处的说法。
这是一个熟悉的形状。卷四讲汉承秦制那一讲说过，开国之初封出去的那几个异姓王是战争期间不得不封的——封的时候是为了让他们出兵，不是为了让他们做屏障，屏障的说法是事后补的。这一次一样：不是先有一套分封的道理，是先有几支非用不可的军队。要补一句，那一讲里从屏障变成最大威胁的是后来换上去的同姓那一批；拥兵的那几个异姓王在开国后几年里就陆续被清除了。这一次更像前一半的故事。
朝廷决定削。削则反，几处先后起兵，战火烧了八年，一度打到长江。
这一仗才是这个王朝真正立住的地方，理由有三层。
第一层，它证明了这个王朝调得动全国的兵。要说清楚：打到后来，前线主力很大一部分是新招募的本地兵——被证明的是调兵，不是旗兵一支足够用。
第二层，它证明了那套接手过来的治理机器是听话的。战事拖了八年，钱粮年年要征、要往前线运，这套机器从头到尾在转。本讲讲拆开治理与身份那一节说的那件事成了：治理的内容大体被完整地接了过来。
第三层最要紧。入关之后的头几十年，版图上一直有两种地方：一种它直接派官、直接收税，一种名义上归它、实际上由别人管。这一仗打完，南方那几处被撤销，改成一样的州县，由朝廷派官——第二种地方里最大的一块消掉了。只是最大的一块：西南那些世袭的土官、北边归附部众那一套、关外的辖区都在，那是本卷后面专门要讲的另一个题目。
此后再收了海上那一处，这一段就算结束。
把账算一算。它做成的事是实在的：治国那一头照搬现成的，所以管得深；身份那一头封起来，本族的武力没有在几十年里散掉。就那道题而言，这是本系列讲到这里为止最完整的一份答卷。
代价有四样。
第一样是入关那几年的血。这一条不能被后来的成功抵消，也不能用形势所迫带过。卷八讲驿站与白银那一讲说过，把遗产算作功绩，等于让后来的受益者替当时的受害者说了话；这里同样适用。
第二样落在都城周围的百姓头上。圈掉的是别人正在种的地，被圈的或者流散，或者带着田产投到旗下人家做依附户；随之还有一条极严的追捕法令，逃走的要抓回来，收留的一并重办。这是界线落到被统治者身上最直接的一笔，前后闹了几十年。
第三样是那笔开支。加周济、添名额，这两样都只能往上垫；而垫上去的追不上生出来的。
第四样最隐蔽：这套办法把一条界线写进了户籍、律例与驻防的条文。它换来长治久安，也把一个身份问题冻在这个国家的结构里，冻了两百多年。这个问题在王朝顺利时不响，一旦出事，它就会成为所有事情的说法。
第一，也是最大的一条：这个王朝该怎么读。一种读法说它是从北边来的征服王朝，治理制度是借来的工具，本族身份始终单独保存，界线是这套统治的核心。另一种说它之所以能久，正在于它接受中原制度比前面几家都深，旗人几代之内语言、风俗、学问都已大变，所谓界线主要是法律身份，不是文化实体。还有一种说这个分歧本身是后人带着各自关切追问出来的——它质疑的是这组问法的前提：中原制度与本族身份未必是两样边界清楚、可以分开点数的东西。本讲取第一种作组织线索，代价是把同化那一头说轻了，也容易让人以为界线守住的是文化——而守住的多半只是身份。
第二，剃发令的用意。本讲读成一个可见的服从标记，这是一种解释；也有意见认为它主要出自本族内部的坚持，是先有身份焦虑再有政令，未必是想清楚了的统治术。
第三，屠城的规模。屠城本身确凿，可具体人数现存记载多出自后来的追记与文集，各家估算差别极大。本讲不给数目，也不因数字有争议而弱化事件本身。
第四，授田在先、发饷在后这个说法。两头都有记载，可它们之间是不是一次自觉的转向，还是几十年里权宜办法积成的，各家判断不同。本讲取后一种。
第五，那笔钱粮是常项没有争议；它在财政里究竟占多大比重，记载零散，本讲不给比例。
第六，南方那场战事的性质。一说是削藩引发的地方割据反扑，一说其中带有恢复前朝的号召，也有意见指出起兵一方内部的目标本来就不一致——几处并非同时起兵，中间还有过反复。三说并不互相排斥。
第七，把治理与身份拆开这个框架。这是本讲组织材料的判断，不是当时人的表述。它的风险本讲第五节暴露过一次：真实的过程是先照老路走了一段、撞了墙才改。把这样一段路读成事先想好的方案，是这个框架最容易犯的错。
第八，说这是本系列讲到这里为止最完整的一份答卷，只就那道题、也只就这一段而言；它做成的事不能替它后来的问题背书，正如后来的问题也不能倒过来说明它当初做错了。
回到最初的问题。
一小群人怎么统治一个大得多的社会。这一次给的答案是：把统治拆成两半，一半全盘拿来，一半单独封起来。拿来的那一半，是别人早已用熟的治理技术——户口、赋役、州县、律令，加上一套用考试取人的办法，整个社会照旧由它管着。它基本没有改，因为没有必要改：那套东西本来就不认人，谁坐在上面它都照转。封起来的那一半是自己这群人的身份：用旗籍、驻防、发饷、分城而居，把这几十万人从被统治的社会里整个提出来，放进一个不与之交融的容器。
这个设计看穿了一件前面几家没看穿的事：要保住自己不必拒绝对方的制度——制度是工具，工具不带身份，要拒绝的只是融进对方的人群。不过这话说得太漂亮，得配上讲旗人生计那一节的实情：容器不是一开始就造好的，是先照老路走了一程、把地圈了又保不住之后才一件件补起来的。看穿是有的，可它是撞出来的。
而这个设计的问题，恰恰长在同一个地方。工具可以借来，人却是要活的。容器里那些人会生孩子，会老，会想过好日子；而他们的后代会在一百年之后发现，自己既不会打仗，也没有别的营生。到那时候，容器就从一件保护他们的东西，变成一件困住他们的东西。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眼下这个王朝正走向它最好的一段时间——疆域最大，财政最宽裕，内地也最少受边患侵扰。那一段是怎么来的，它靠什么撑住，以及它在最鼎盛的时候埋下了什么，是下一讲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