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结尾说，在海上那批人成为问题之前，这个王朝先在自己内部出了事。这一讲讲那件事。
先看它发生的时候。就在老皇帝退位那一年，几省交界的山区起了一场乱，前后打了九年。仗打到第四年上，新君办了那个把持朝政多年的大臣，抄没所得极多——那件事通常被读作一段新政的开端，可它发生在这场乱已经打了三年之后。
这场乱从任何一份盛世的清单上看都不该发生。起事前后那一两年，没有赶上一场压垮数省的天灾，没有外敌入寇，府库还有积存，上一讲说的那一大片边地也安安静静。
本系列前面讲过多次大乱，起因大体不出几样：天灾、加派、兵变、宗室相攻、外敌压境。这几样，这一次一样也对不上。
要问的是：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
答案在前面两讲的末尾。上上一讲说，到那一段末尾几样苗头已经出来：人均耕地往下掉，山被开到顶上，地不够种的人往边地走、往山里走；那一讲还特意声明这几样眼下都还只是苗头，成为大事是本讲的题目。上一讲结尾接着说，它们在那一段的后段一齐发作了。
现在把最后一样拆开看。
一个内地农户，几代人添了几倍的人口，而田还是那些田。分家分到后来，一份地养不活一个人，多出来的只能往外走。平地已经没有空隙，于是往山里去。
几省交界处有一大片连绵的老林，此前人烟稀少，朝廷一度还禁止入山。后来禁令松了，人一批批进去，多到那片山换了一副样子；他们在山坡上搭起窝棚，砍树、烧荒，种那两种从海外来的高产旱地作物，租种山主的地，或者干脆自己开一片。
要说清这种日子是什么样。山地薄，种三五年地力就尽，只好再往深处、往高处开一片。租来的地说收回就收回。一场雨把新开的坡冲垮，一年就白干。他们中间没有几户攒得下东西。
这些人和官府的关系要说准。上上一讲说过，官府对上山的人多半就地编册，不再一概当逃户追回，那正是他们敢上山的条件之一。可编册要有一个定得住的住处，而他们隔几年挪一次窝；愈往深处，编上的愈少。
于是有了这样一批人：不在原籍，那边已经把他们除了名；也不在本地的赋役册上，那本册子按有田的人造，而他们没有田。他们多半不进宗族，没有乡里的名分，儿子不能应考。上一讲说，内地那一层最要紧的特征是认地不认人；对这些既没有地、又不在册子上的人，那一套是无话可说的。
同一片山里还有另一批人。木厂、铁厂、纸厂这些行当越办越大，一处厂子雇几百上千人是常事。这些人也没有田，靠工钱吃饭；一旦销路断了、厂子停了，成千的人当天就没着落。
于是那片山里聚起一群这样的人：有力气，没有田，不在册，彼此之间也没有旧的乡里关系把他们连起来。
把他们连起来的，是一套讲末劫的说法。
那套说法的骨架很简单：这个世道快到头了，大劫就在眼前；有一位救世的尊神即将降世；入了这个门可以躲过，别人躲不过。日常的一面是治病、诵经、烧香，是遇事有人搭把手，是走到几百里外还能找到同门借宿。
它给了这些人别处给不了的东西：一个身份，一张互相认得的网，还有一个关于自己为什么这么苦的解释。
第三样值得多说一句。卷三讲陈胜吴广那一讲说过，民变模板的第一步是要有一个超出自身利益的说法，而那个说法通常从对方的合法性语言里借来；那一讲还说，模板最要紧的一步是用统治者自己确立的原则来论证起事的正当。这一次前半仍然成立——末劫将至也是一个超出自身利益的说法；不成立的是后半。这个世道要完，与朝廷办得好不好无关，与谁在位也无关；它不必向当朝那套语言借什么。对一群从来没有被那套语言算进去过的人来说，一个不需要引用它的说法反而更接得住。模板的第二步借名号，这一次几起教案里也有过，本讲不展开。
这里要说清两件事。第一件是名字。后来常用的那个总名多半是官府归类用的：查案时把一批彼此并不相属、名目各异的支派归进同一个卷宗。实际情形零散得多，各支派有各自的经卷、传人与规矩，有的彼此还不来往。把它们当成一个统一的教会，是从官府档案里读出来的印象。
第二件是它怎么变成了乱。这些教门此前很多年一直存在，多数年份并不闹事。真正点着火的是查拿：官府照供出的名单拿人，拿了要罚，办案的层层索钱，没钱的只能逃，逃了就成案犯。到这一步，才有人起事。
这里可以和卷四末讲那一次对照。那一次有十几年的组织准备，有跨州联络，有统一的口号与约定的日期。这一次正相反：打起来之后没有统一号令，各处先后发难，彼此不相统属。
而这一点恰恰让它更难打。那一讲还说过，那一次起事缺最要紧的一样——一块能安稳收税的地盘。这一次同样没有；可这一次没有地盘反倒成了长处：没有要守的地方，就不必和官军决战。队伍在几省交界的山里来回流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官军追到，他们就散进山里。
那一讲还说过另一句，这一次正用得上：组织起来的人只能靠流动求食，而流动一旦被切断，庞大的规模反而成了负担。这一句后面还要用到。
接着要问：朝廷为什么打得这么吃力。
先说兵。本卷开头那一讲说过两件事：旗饷跟着兵缺走、缺有定数；旗兵之外另有一支人数数倍的常备军。一百多年过去，旗饷那一头缺还是那些缺；而后一支的人世代驻在原处，家小都在当地，饷又不足以养家，平日兼做小买卖，操演渐渐成了走过场。这一层是本讲的判断，那一讲没有说过。要说清楚：不是他们不肯打，是一支长期不打仗、饷又不足以养家的常备军，很难在几个月内变回一支能翻山越岭追击的部队。
再说打法。官军起初的办法是追，可追不上。队伍分散，官军也只能分散；分散之后每一股都不够强，反而常被吃掉。
后来奏效的是两样。
一样是把山里的人迁下来，圈进设了寨墙的堡子里，粮食收进寨中，山里尽量不给它留下吃的。流动的队伍靠沿途取食，这一手断的正是它的命脉。
这一手也要如实说另一面。被迁下山的多数是没有参与起事的普通山民；窝棚被烧，刚开出来的坡地丢下不管，一家人挤进寨子里靠发下来的口粮过活，病死饿死的不在少数。断粮对流动的队伍有效，对他们同样有效。
另一样更要紧，是官军之外临时拉起来的队伍。这里面有两类。一类是官府出钱招募的乡勇，随军出剿，吃军需里的口粮，仗打完要遣散。另一类是地方上有田有名望的人自己出钱出粮、就地招募本乡丁壮办的团练，守自己的寨子，也随官军出剿；这一类不入朝廷兵籍，听本乡出钱那个人的话。两类下面都还要说到，重心在后一类。
这一手在军事上有效，而且比官军管用：本乡人守本乡的寨子，知道山里的路，也知道谁是外来的。可它的分量要说明白。
这个形状本系列见过。卷四末讲说，朝廷为对付跨州流动的起事做了三件事：解除党锢，默许并进而任用各地自组的武装，把地方军政大权集中到州一级；那一讲的判断是，第三件在军事上是对的，而后果是那些人成了掌握数郡兵民财赋的实权者。
这一次用的是那三件里的第二件。所以它不是新事，新的是它走到了哪一步：不再是官军之外的补充，而是决定胜负的那一支。
这九年里还坏掉一样东西，最不容易看见。
上上一讲说过那套直报的文书与那个贴身班子，说它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坐在上面的人肯花多少工夫。这一次的麻烦不在皇帝勤不勤。前线报上来的军情有不少是假的：仗打输了报成打赢，杀了平民充作首级，剿完一处又报还有一处，好把军需再领一年。那一讲说，这条路省掉的是文书在各衙门之间中转、拟议、覆核的手续；平时这是效率，可军情一路上碰到前线成建制的合谋，少掉的那几道手续正好是本来能对出破绽的地方。
仗在第九年上平了。三样东西跟着变了。
第一样是钱。这九年花掉的军费极大，当时人给的数目与后来的估算差别很大，本讲不给。可以确定的是结果：上上一讲说的那份积存落到了低点，此后再没有回到从前的样子。
这里正是上上一讲那条线第一次撞墙。那一讲说，这个王朝把最大一笔收入钉在册上的地亩上，而那个数字长不动；平常年份看不出来，一旦要办大事就露底。这一次就是那件大事。而且露的底比看上去更深：钱花掉了，可造成这场乱的那套条件一样也没动——山还是那些山，日子还是那样的日子，只是这一批人被打散了。
第二样是兵。这一仗当众证明：面对这一种在深山里流动、没有主力可击的战事，这个王朝的常备军已经不能独力了结——这不等于说它全无战力。真正管用的是临时招来的人，其中不少本就是从那批无田山民里招的；仗打完遣散回原处，他们仍旧没有田，只是这一次会打仗了。
第三样是一条界线的位置变了。
仗一打完，团练多数就地解散，出钱的人得了些虚衔与旌表，事情就算过去。可要紧的不是这一次收没收回去，是这条路被当着所有人的面走通了一遍：一个不领兵籍的地方士绅，可以在几个月里拉起一支听他的队伍，而朝廷不但默许，还指望着它打赢。办法留在那里，等着下一次。
现在回到本讲的第二个问题。
通常的定法是按人：某一位君主去世那一年，盛世就算结束。这个定法方便，可它定的是一个人的终点，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点。
本讲的定法是按这九年。刚说的那三样变化说的是后果，下面这三句说的是前提。在这九年里，撑住那一百三十多年的三句话同时被当众证伪了：钱是够用的，兵是能打的，上面是看得见下面的——最后一句说的正是刚讲过的那条直报之路。这三句话在这九年之前很少有人怀疑，这九年之后就很少有人再敢那样说了。
要说清一层分寸。这三样不是这九年才坏的。上上一讲讲的那些苗头早在几十年前就在长，饷制的毛病、册子外的人口、直报文书的漏洞，都比这场乱早得多。这九年做的不是把它们弄坏，是把它们一次全掀开。发作和形成是两件事。
所以这一讲说的终点，不是说这个王朝从此就走下坡。它此后还撑了一百多年，其间还有过几次相当有力的重整。说终点，说的是那个样样都还够用的时期结束了：此后每办一件大事都要先问钱从哪里来、人从哪里调，而这两句在此前问得没有这么紧。
还有一层。上一讲说过，那套多层的秩序在制度上只在最上面一点相交，而这一点在那一段里看不出来，因为轴心很结实。那一讲说的是连接，这里说的是同一个点的另一重限度：这九年里轴心并没有松，可它第一次显出，靠那条直报的路，一件发生在内地深山里的事居然看不清楚。
第一，那个总名。本讲说它多半是官府归类用的，这是近来较通行的看法；也有意见认为那些支派之间确有共同的经卷来源与师承线索，不能全说成官府的拼合。本讲取前一种，代价是把支派之间实际存在的联系说得太少。
第二，起事者的构成。本讲说主体是没有田、不在册的山民与厂矿雇工，依据是当时地方官的奏报与后来的地方志；也有意见指出教门骨干另有其人，其中不乏有田产、有身份的，把这场乱整个读成穷人的乱是简化。
第三，军费的数目。当时人的说法、部里的账、后来的估算三者对不上，差距很大。本讲只说积存落到了低点，不给数目。
第四，那些常备军到这时是不是真的不能打，各家判断不同。也有意见认为问题主要出在调度、粮饷与将领，不在兵本身；同一批军队在别的战场上并非没有打赢过。本讲说的是它在这一种战事里不管用，不是说它全无战力。
第五，团练该怎么定位。一说这是地方军事化的开端；一说此前历朝早有乡兵、保甲一类办法，这一次并不新鲜；还有一说认为要紧的不是有没有，是这一次它成了决定胜负的那一支。本讲取第三种。
第六，教门的性质。一说它是聚众敛财、以邪说惑人的组织；一说它是走投无路的人自己组织起来的求生互助；还有一说认为在当时人那里，信与生计本来就是一回事，硬要分开是后人的问题。本讲按第三种处理，不去替当事人分辨他信到什么程度。
第七，本讲把这九年定为一个时代的终点。这是本讲组织材料的判断，不是当时人的表述。风险很明白：一场战事被拿来做界线，会让此前的连续变化显得像一次断裂；而本讲第六节自己也说了，这三样都不是这九年才坏的。
第八，把前线奏报作伪读成那条直报之路的后果。这是本讲的判断，也是三样证伪里最弱的一样：奏报作伪在任何文书体制下都会发生。本讲说的是这一路少掉的那几道手续正好是能对出破绽的地方，不是说没有这条路就不会有假报。
第九，坚壁清野。本讲如实写了它落在普通山民身上的代价；也有意见指出，那些寨堡同时收容了大量无处可去的人，乱中反而救活了不少，两面要一起算。
第十，把那个大臣被查办与这场乱放在同一段说。本讲只是把它们放在同一段时间里，没有说前者引出后者。也有一种流行的读法把这场乱归到那个大臣当权时的吏治败坏上；这说法有它的道理，可它解释不了为什么乱起在那一片山里，而不是别处。
回到最初的问题。
上上一讲的结尾说过一句话：这个王朝在它最好的时候，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它自己那套办法照顾不过来的地方。这一次，那句话第一次变成了一件具体的事。
山里那些人不是外面来的敌人。他们是这个王朝自己养出来的：是那一段长太平让他们的父辈活了下来，是新开的地和新来的作物让他们的兄弟也活了下来，是不再按人头收税这一条让家里添丁不必再瞒。他们的存在，多半是那一段最好日子的结果。
可这个国家的册子上多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它的赋役册不认他们，它的官府也说不清他们散在山里的哪几道沟。等到官府终于要去数一数他们、管一管他们的时候，用的是查拿的办法。
一个王朝把人养了出来，却没有为这些人预备位置；等到这些人自己找位置的时候，它只认得出其中的危险。
这九年之后，这个王朝把眼睛重新转向了内地的山与人。而就在同一段时间里，海上那一头，那个不肯进它任何一层的对手，正在把一样东西源源不断地运进来。那样东西怎么把一场生意变成一场战事，是下一讲的题目。